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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肖耿在9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短文，题为“中国企业资本回报率之谜”。大意是，反映市场经济效率的基本指标—利润在中国企业现有的会计、税收及所有制环境下难以测准，故反映市场经济经济效率的另一个基本指标—资本回报率完全可能被企业经营者有意低估，即在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同时，内部人控制机制完全可能得到强化。 我认同肖教授的观点，但我不是有感于近年来大量的对股东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的事实，因为一经媒体揭露，当事人就处于“千夫所指”状态，故用不着我等来点评。我之所以与肖教授的观点产生共鸣，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持有的疑问：在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数据和资料支持的条件下，我们有何根据来判断，某某企业获取了竞争优势？某某企业为最佳企业？某某企业是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是年度最优秀的企业家？ 可能许多管理学者不会赞同我的疑问，因为他们坚信，“存在即合理”。他们坚信，与外国相比较，中国有很多特殊性，正是这些“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使所在的企业得到了发展，是极为可贵的企业家精神。我不否认“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的“奋斗精神”，我也强调中国市场和产业的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但我不能认同的是，在发展中可能靠侵害他人利益起家或发展的就是“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如果这也能算是“优秀”，那么是否可以说，只要有足够大的胆量，流氓大亨均可以是“优秀”，则商业伦理何在？社会公理何在？如果作为一个管理学者不需要讲是非而只顾及“辉煌”，那么是否可以说，管理学是一门毫无原则、毫无羞耻、毫无伦理的“三无学问”？ 肖教授的文章实际上点到了中国现实社会中极为严重的“制度缺失”。即，至少在理论逻辑上，与全球化的经济运行机制相对照，中国至今为止，在市场运行的微观机制方面拿不出令世人信服的数据资料，来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获得有效的保障。 由此看来，按照组织管理理论的解释，中国企业获取其“竞争优势”的评判标准并不具备符合市场机制运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合法性。 今天，在已经拥有较为强大的国力背景下，如果还不秉承“公正”原则，在不牺牲或者“尽量少牺牲（请原谅用这个词）”投资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改进中国的投资和营运环境，而继续热衷于搞些“自说自话”的东西，那么再多的儒家、道家或“评优”也无法使我们在健康和谐的道路上奋进。 最后，在研究中国管理问题上，希望管理学人（我还是不愿用“家”）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们好好合作，多研究些责任和规则，少扯些无原则的“图解式优势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