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保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热潮明朗化之后，减税的动向也逐渐清晰。继提高出口退税率、免征存款利息税、调低印花税税率等税收新政之后，11月10日，媒体披露了将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的消息，预计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有人士测算，4万亿元新增投资将拉动GDP增幅大约2个百分点；而减税的规模则要小得多，将主要从启动民间投资和内需两方面发挥作用。
减税上限5000亿元
财政部公布的“2007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决算表”显示，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51321.78亿元，占GDP总量的20.8%。其中，税收收入45621.97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8.9%。在各项税收中，占比5％左右及以上的有6类，由高到低分别是：国内增值税（占33.9％）、企业所得税（占19.2％）、营业税（占14.4％）、个人所得税（占7％）、印花税（占5％，其中近9成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国内消费税（占4.8％）。
显然，在总税收中占比越大者，减税的空间也越大。迄今为止，增值税、印花税都已经下调（增值税转型本质上也是减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等会否成为下一轮减税重点？
11月12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就此对记者表示：“大规模的减税基本结束，继续减税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他分析说，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两税合一”，事实上已经大幅调低内资企业的税负，继续降低企业所得税的迫切性已经不大。至于个人所得税，如果简单提高起征点的作用也很有限，综合考虑边际税率调整、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更有效，但不同于增值税改革仅需修改行政性条例，要修改个人所得税法需要复杂得多的程序，不是短期能实现的。
对于本轮减税的总规模，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他的分析：按当前年度税收总量大约为5万亿元计算，规模再大的年度减税也不达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5000亿元），否则政府将无法承受。
值得注意的是，王雍君还提出：为企业减负非常重要，但不要只是把眼光盯住减税。他认为：就现状而言，中国企业的负担主要不是表现在税负过重上，而是表现在其他许多税外的额外负担方面，包括名目繁多的收费和罚款以及过于严格的管制。
减税与加大投资“共舞”
相对于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上限不超出5000亿元的减税虽然看起来很有限，但对于本轮保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轻视。
投资、净出口、政府支出、内需是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四驾马车”，但今年以来均出现失速。其结果是，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0.6%、10.1%、9.0%，出现连续下滑；加上去年后两个季度，已是连续五个季度下滑。若继续放任这种形势，必然使经济“硬着陆”，失业率大增、社会风险积聚。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政府决定加大投资力度，今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投资剧烈下降的缺口。但是，政府主导投资的乘数效应和边际效益都越来越弱（有分析认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已由原来的1：2缩减至1：1）。
净出口的情况也非常不可控，即使靠政策鼓励、增加出口退税率等，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近年也难有较大起色。
民间投资和内需增长，因此被寄予了众望。减税则被作为重要刺激手段。某种意义上，甚至被希望能由此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型——以再次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初衷，逐渐实现最终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径。
减税起作用的关键
但对于这种前景，受访人士并不乐观。
“中国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决定减税刺激政策效果大小的关键因素）相当低，因此，就算规模再大，减税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也是有限的。” 王雍君评价道。公开数据也印证了他的看法：今年3季度，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8，这比2季度和1季度还分别回落了0.3和1个百分点。
刘尚希认为，减税对促进民间投资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以增值税改革为例，虽然其内容包括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等内容，意图是鼓励企业技术升级、扩大投资。但刘尚希分析，这主要会对处于“盈亏临界点”的企业有效（减税促扭亏为盈），对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鼓励作用都不大。
但也不能就此断定说减税“无效”，这样的表述可能更准确——“不减税是不行的，但仅靠减税也是万万不能的”。在刘尚希看来，减税能否达到刺激民间投资、尤其是能否扩大内需的关键，还在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取向和实效——如果两者能形成良好互动，政府扩大在社保、医保、居住和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消费，再配合减税措施才能真正刺激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