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10月22日《中国企业家》
在与国资的30年博弈中，民企发展史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至今，民企依然没有真正登陆；而以对民企不公为代价壮大外资地盘，是对内部竞争体制的摧残。
三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之门。在笔者看来，市场化改革是解放生产要素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纵向看，是出台政策、解放生产力、理顺价格，按市场方式为商品定价的过程；从横截面看，则是通过国企、民企、外资各方力量的激烈博弈，形成各方认同的游戏规则的过程。
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践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一是在传统国企内部建立市场机制的努力，无论是当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如今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目的就是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基础上，让国企建立起市场机制。这一努力目前仍在推进的过程中。二是向国企之外的民间资金开放市场。
从抓“大”放“小”到“再国有化”
向民企开放的过程，基本上与国企市场化、提高效率成效不彰的过程咬合。正是因为国企的市场化努力并不十分成功，使中国市场有了民企越来越开阔的容身之地。例如，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有经济要实行战略性转移，有进有退，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策步骤虽然一直向前，但在实际操作中，封锁之事层出不穷。
2005年2月24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非公经济36条”。文件明确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它行业和领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
仅仅时隔一年，人们就在呼吁“非公经济36条”需要细化，撤除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对此的理解是：文件上的政策要最终转化为社会的直接感受，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有些甚至需要10年。铁路等行业是说向民资开放，但他们只需要民资的钱，而不让民资有任何管理权，当然受到冷遇。
撤除垄断行业准入樊篱，十年够了吗？不够。2007年，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中国建成13个大型煤炭基地的战略将提速，并指出，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设要与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组建同步进行，形成5-6个亿吨级生产能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和5-6个5000万吨级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为了确保这13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成功，国土资源部官员表态，将采取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企业、严格市场准入、加强采矿权管理等有力措施，力争到2010年实现大型煤炭基地内，小型煤矿的数量比现在减少70%，到2015年小矿基本退出。显然，除了国家支持的大型国企，没有一家民企有与垄断型资源企业抗衡的实力。
不只在煤炭行业，在钢铁、铝等行业，相似的高门槛、有阻止民资之嫌的规划(不是政策)早已写就，这一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再度排挤民资的过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再国有化”过程。
例如，在石油领域，由于新制订的行业准入门槛奇高，油源受控，民营批发油企、加油站纷纷关闭，或者转卖给国企。
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宣称民企的重要性，在解决就业、占据GDP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对于国有重大项目的争夺空前激烈，和对外资500强企业的争夺交相辉映。
明放暗收的再国有化现象，使民企生存空间收窄，极端依赖官员对于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这成为民企预期不明确的恐慌之源。一些民企甚至采取出让股权、引入国资的逆向改制以求自保。2004年4月10日，天津泰达集团(国企)全额认购北京万通地产(民营)增发的3.08亿股，成为万通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投资人……不仅有货币资源的优势，还应该有跟我们行业相关的土地优势。”
有观点认为，国企效率低下与产权结构无关，似乎只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就可扭转乾坤。这一思路加上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隐蔽的内部利益输送，使国企叠加市场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流模式。国企由此吸纳了社会大部分资源，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上游行业，扼杀了民企的生存空间。
在与国资的博弈中，三十年的民企发展史，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至今，民企依然没有真正登陆。
带着镣铐与强大的外资共舞
国企与民企虽然地位悬殊，但尚能维持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而民企与外资的关系，则显示了两类市场化资金有你无我的恶性竞争态势。
延续两年以上的宗庆后与达能之争，是本土企业与外资最激烈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交锋惊动了中法两国高层，频繁以穿梭外交试图化解此事。达娃之争外延广阔，其含义几乎涵盖了当今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宗氏以民族主义大旗抵抗达能入侵。客观地讲，这是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但也说明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被逼到了墙脚。
2006年，全国工商联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个《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其中述及了“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等几方面问题。同样是在“两会”期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也呼吁要警惕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垄断性并购。
与此次事件前后呼应的是凯雷收购徐工案被三一重工搅局，高盛在中国当猪倌受到质疑，等等。人们怀疑，外资在以强大的实力威胁中国产业安全，而可口可乐在2008年宣布收购汇源，似乎凿实了此类指证。在中国每年的并购案中，民企大多数是被并购者，而外资则是并购方，外资几乎消灭了中国的日化行业，消灭了中国大豆，让中国企业家心意难平。
民企一再以民族大义与经济安全，维护自己的生存合法性。其根源在于，国企是长子，民企矮其一头，民企以为压住外资，就可以被扶正，但依然难以根本改变命运。
加入WTO后，中国向外资开放受到了外力的强制，各个行业有条分缕析的开放时间，一年一度的中美、中欧战略对话，更使得对外开放有了较强的政治保障。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中国出台了《对外贸易法》，清理修订了约3000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反观对民资开放，虽然有非公经济36条等文件，却欠缺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步履蹒跚。
外资还具有民资不可能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功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各地官员在世界各地招商引资。这种做法让人费解。为什么舍内而就外、舍近而就远，以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到世界各地招商引资？合理的解释只有一条，中国民间资金由于受到各种限制，无法有效组织、利用，而国企市场化之路并不顺利，要拉动GDP、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就业问题，地方政府力有不逮，因此，引入少受制度约束的外部资金，就成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试想，新桥进入深发展，现在谁会再提深发展以前可疑的坏账？
正因为对内开放不够，我们才急于引进外资，正因为内部市场竞争体制不健全，我们才需要向外引入竞争体制。但是，不植根于本土的竞争机制必然先天畸形。从今年开始，内外资所得税合一，统一为25%。根据统计，民企综合税收在22%以上，而外资企业由于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在17%左右，两者处于不对等的竞争环境之中。
民企带着镣铐与强大的外资共舞，还带来更加棘手的理论问题，中国引入外资带来不公是否意味着中国该关上开放之门，是否意味着加入WTO是个错误？对内开放滞后于对外开放，导致具有合理性的对外开放也受到严重质疑。事实上，在金融等重要产业领域，中国民间资金所受的待遇既不如国资，也不如外资，呼吁二十年的开放民间金融举步迟缓，而外资金融机构已早早在国内布局。
以对民资不公为代价壮大外资地盘，是对内部竞争体制的摧残。数据显示，中国增长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国企、外企等大企业手中。合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开放之初外资不得已之选，现在，新进入的外资70%以上采取独资方式。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我国新设外商独资企业约2.95万家，外商独资方式实际使用外资572.64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8%。原本只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的外资已经把目光瞄准中国内需市场。从彩电业来说，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民企全面溃败，外资企业以高性能彩电血拼价格战，甚至不惜亏本，使中国彩电制造业退出市场。引入外资即引入技术、引入先进管理经验的说法不攻自破。
更令为奇怪的是，是国内资金出口转内销，如中投公司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黑石，黑石对中国化工全资控股公司蓝星集团的投资。
引进外资之路还在继续，因为引资是拉动GDP最便捷的方法。经历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各地资金不足成为常态，引资可以弥补资金缺口。事实上，一些地方准备腾笼换鸟挤走本地发展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民营制造企业，瞄准的引资目标无一例外都包括国外大企业、大资金，如此下去，中国整个会变成一个“大鸟笼”——即便是全部用金子铸造：中国外贸规模29年增加了105倍，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但却无法笼络随利而走的外资。
当然，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国门，但成功案例甚少，许多企业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买单者。民企发展期积累的自有资金无法找到更适宜的投资渠道，在市场低迷期又难以得到税收、资金等各种市场资源，这就逼迫中国民企放弃国内大市场，转战国外。有兴趣走出国门的企业在七成以上，这有可能成为一次集中消灭民企财富的过程，能留存下来的将少之又少。
民企非正常生存
三十年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长足进步，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从外汇储备可见一斑，从几百亿美元到如今的一万八千亿美元。
遗憾的是，三十年间我们虽然强调市场化改革，但对市场的理解却局限在国企内部治理结构与引进外资的先进经验，而忘却市场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包括能源、资金、税收、法律法规等所有资源的倾斜式分配，央企、地方国企、大型外资获得了制度性的输血，内生的竞争基础被破坏殆尽。
习惯了不公平的待遇，习惯了不利的竞争环境，民企与政界的关系已演变得十分奇特——谁也离不开谁，但似近实疏，似亲实远。民企无法以纳税人的身份求得各方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导致市场更为倾斜，终于在2007年内部紧缩政策与次贷危机的刺激下，演变成民企火烧连营式的亏损大恐慌、生存大危机。这岂止是对民企的考验，更是对市场化道路的严峻考验。
如果中国内生的市场主体无法获得真正纳税人的地位，无法从政府、社会获得公平的待遇，我们不能想像，竞争体制如何健康持久？所谓企业家伦理，应该从基础做起，如果各方都以纳税人的心态对政府尽责，而政府以服务的心态打造公平的环境，政商关系、民企与国企、外资的关系才能走向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