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期，为了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的衰退所带来的恐慌的影响，中国确定了以拉动内需为目的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历来裁员的前景所带来的恐慌是拉动内需最大的隐患，此隐患一日不消，就一天就难以从本质上拉动内需。为了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简称“人保部”）连续出台限制裁员、延长退休年龄与提高退休基本养老金等三大政策措施。
本人认为，人保部的此三箭齐发的政策所取得的是国家向民营机构争夺就业权的效果，是对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理性反思。
一、先说限制裁员。
2007年底，广州就发布《关于加强对用人单位规模性裁员管理的通知》，规定，除非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被法院宣告进入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严重困难，属于政府确定困难企业，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规模性裁员，否则须与劳动者继续履行合同。累计裁员20人以上，以及裁员不足20人但占职工总数10%以上的，用人单位除履行劳动法规定程序外，还必须提前书面报告劳动保障部门。
而在重庆，2008年市国企间将建立相互支撑机制。重庆市国企将严格控制裁员，年初向职工承诺的平均工资今年涨10%的目标也将确保兑现。
再看上海：上海今后几年的“失业调控”将包括：妥善安置关闭破产和重组改制国有企业的分流职工，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鼓励和帮助企业内部消化富余人员，严格控制正常生产经营企业裁减人员的行为；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制订预案和相应措施，减少长期失业人员数量。作为制度配套，上海还将建立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一系列机制。今年8月份，政府已经出台了《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规定任何一家企业如要作出超过20人的裁员安排，必须和职工集体协商后才能决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1月17日发通知提出多项措施稳定就业局势，并表示“鼓励国有企业带头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减少裁员”。这一中央表达出来的态度，又成为媒体所关注的事件。
经济衰退与危机期间，企业通过减薪甚至裁员的方式自保，原本是最正常不过的做法，但中国却出台并执行限制裁员的政令。这显然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
二、再看延长退休年龄：
“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这条信息之所以引人关注并受到一致恶评，是因为不仅整体经济形势严峻，而且拉动中国经济的制造业、建筑建材业、食品甚至农业市场形势越来越严峻，明年的失业率肯定会有所提高，加之国际性的就业压力势必由中国来承担，因而中国的就业压力并非媒体所说的那么轻松。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城乡加起来超过2000万人，但我国每年实际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这意味着每年有近1000万城镇人口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多年。
确实有喜欢延长退休的人士：政府官员、公务员、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国营企业负责人，他们工作轻松，收入高，捧“金饭碗”，他们只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以下。不愿退休者，归结到一点，就是那些不干活或干轻活却待遇丰厚，位尊权重，覆盖面广，举手投足，都有人领会意图；动动嘴，便有人当成指示，退什么休，活到老，感到老最好。尤其那些垄断行业企业的主管和中高层人员，动不动年薪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上千万，他们怎会愿意退休呢？而这些企业的底层职工，因为一是工作照样辛苦，二是天天嚷改革而产生对预期的担忧，一般也不希望推迟退休。而大量的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也是不愿延长退休年龄的。
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夜以继日的工作，风餐露宿的劳动，有的还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年收入是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还有下岗失业的困惑，希望早日退休，过几年幸福生活， 事业单位每个月的工资比企业半年多他们的愿望是一辈子不退才好了，谁为企业和下岗的人想想以后的的养老保险用什么交。
退休原本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与官僚制度下的产物。
从当前美国的做法看，退休后养老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个人积蓄和投资收益、退休金以及社会保险收入。德国养老保险体系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自愿保险等多种形式组成。德国的养老保险较全面地规定了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资金来源、缴费标准和筹集方法等。
即使是日本这样的“终身工作制”的国家，到了需要离开工作岗位的年龄，也未必就会被继续供养起来，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多层次、多部门、多基础的特点，比较复杂。养老金制度属于公共年金范畴，是一种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社会保险。日本养老金的经费由雇主、雇员、国家三方负担。
1959年《国民年金法》颁布。政府采取国家、行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办法，强制年满20岁到60岁的日本人都参加国民年金体系。此法改变了过去实行行业年金保险制度带来的行业间苦乐不均、社会覆盖面太窄、农民和个体户成了没人管的“另类公民”的弊病。满足了不同层次国民的养老需求。
日本政府1963年颁布《老人福利法》，推行社会化养老。但几年后养老院渐渐不受老人欢迎，因为它缺少了天伦之乐。此外，因65岁以上的老人看病不用自己掏钱，很多人便到医院大开特开特价药，致使财政叫苦不迭。为此，1982年又出台了《老人保健法》，使日本老人福利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的方向。例如，政府出资培训了10万名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老人，处理家务；普及托老所，提供短期入住、看护、治疗；开发了一批低价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倡导全民保健等等。
《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恰似三根支柱，撑起了日本老人福利保障体系。
本文并不是为了探讨养老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下，提高部分人的退休金无疑是注定会带来更深远的社会矛盾的。
比如我们所向往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老人都不仅不以老为荣，更是以老为恐惧。因为“老”并不意味着被尊重，而是意味着已经失去对社会的价值。
比如我们专门为老人在公交车上提供专座，不给老人让座的人将会受到大家的谴责，有中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不让座的年轻人，即使没有想到自己年老之后的景象，即使想到远方的年迈父母，都会从心底受到谴责的。
限制裁员与延长退休年龄从本质上就是以政令变相让企业承担社会压力的行为，就是把原本由政府承担的那部分职责转嫁到企业的身上。
针对优秀员工的保障问题，效益好，有保障的企业自然不用说，但显然民间与私营企业等市场化的机构或者就是通向国际化与资本化、受到外人的剥削与压迫，否则就是自生自灭，成为难以度过寒冬的野草。
那些没有得到劳动保障，无法享受养老退休待遇的人应该怎么办？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砸掉铁饭碗一头钻进冰冷的海水中有其自身一时冲动的因素，但我们的做法是最终让他们为一时的热血澎湃而追悔终生？还是时刻记得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所做的贡献与摸索的道路？这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是冲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创业的步伐？还是退回到党和国家在公务员和国营企事业单位温暖的庇护中？这确实将决定后面的30年怎么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