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毫无疑问，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而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大根本动力。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细节上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到底怎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邓小平的“试一试、看一看”的改革策略怎样在“大规模制造业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缺乏”的条件下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也可以分析，“从农村到城市”、“价格双轨制”、“增量改革”、“财政分税”等安排怎样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些分析，有观察角度不一样的地方，更有一致性的一面，都对问题作了特定的回答。从学理上讲，这些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事前来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尽管仍有许多体制性改革有待完成，但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那是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约束和问题好些已经不同于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过去的持续高速增长，又不必过多拘泥于特定条件下促成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细节考虑，而是要寻找过去、现在和将来较长时间仍然要面临的共同约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发现有益于未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有启发的含义。
在我们看来，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同约束，核心一点，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我们人口13亿，占到了世界1/5强。但是其它资源呢？我们拥有世界1/5的其它资源吗？我们能够拥有世界1/5的其它资源吗？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给定上述约束，对外开放就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意义了。
不错，我们可以讲对外开放不仅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还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讲法，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经济才能起飞。改革开放初期，人均收入水平低，经济的积累率低下，外资流入无疑为经济起飞打破了资金约束，国外市场对于国内产出的吸收无疑又为我们打破了市场约束。而且这作用远不是一次性的，它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看问题：根本一点，是对外开放使得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得以相结合，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同时又为其生产的产品找到了销路。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逻辑。想想看，一个十三亿人都有活干的经济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成功和“世界制造工厂”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不奇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是加入WTO之后的这些年。
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但这个角度可以让我们看到对外开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的特殊意义。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纵观那些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经济的成功无一例外不是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成功。
当然，对外开放要成功必须辅之以市场化改革。这是因为开放政策具有内生的性质。一个经济是选择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是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并不是如一般所认为的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之战略选择。因为无论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每个经济皆有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旦一个经济选择了发展比较优势产业，自由贸易便是必然的结果；一旦一个经济选择了发展比较劣势产业，保护贸易便是必然的结果。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是经济的比较劣势产业。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才会选择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比较优势产业才能够得到发展。
市场化集中体现在产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高度相关的。科斯定理讲：私产是市场的前提。沒有私有产权，不可能出现市场和市价；反过来，出现了市场和市价的地方，是不能叫做公有制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产权改革的。产权是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权利束在人群中的某种配置，而且这种配置常常是非对称分布的。也可以定义产权权利束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重要的不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控制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实际配置。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对于私产的承认。全部的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
张五常讲：“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因此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不仅会落入善用者之手，而且会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基于私产的市价还是专业化最可靠的依据。”是的，基于私产的市价是比较优势的依据，不仅私产是市场的前提，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根源也正在于私有产权。科斯把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因为“共产党加私有产权”，这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代表了政治稳定，私有产权则代表了开放和市场化。
诚然，“中国奇迹”可以用政治稳定、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来解释。而后者从深层次看不过是产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假如经济现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是不可以叫做奇迹的，因为这和理论预期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到今天一些重要的要素仍然具有国有的性质，价格也没有自由化，而政府也深深地介入具体经济活动中。例如，土地要素就保有国有的性质。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偏远的农村土地无疑是近于私产的，但是工业用地的国有属性就强了；银行也只是在近几年才逐步远离国有性质的。这才是“奇迹”之所在。
不由我们不想到张五常的地区竞争假说。在张五常看来，是中国独有的地区竞争促成了今天的“中国奇迹”。这的确是重要的见解。可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行政地区划分，为什么单单中国存在激烈的地区竞争？这样的地区竞争又是怎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不排除经济发展得好的地区，其行政长官更有可能得到提拔，这激励官员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不过对此我们并不肯定，毕竟中国的政治选拔程序不是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的。可以肯定的，是财政分税是促成地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理并不深奥，因为中国特殊的财政支出体制，官员们是喜欢花钱的。为此官员们势必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而发展经济则是选择不多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还可以肯定的，是各地对于官员们招商引资的奖励政策是促成地区竞争的又一重要因素。县的干部会分得招商引资款的1%到5%不等。好些县的干部承认，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而我们知道，这一切在民主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
地区竞争从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地方政府改进工作效率，降低了经济的交易费用。例如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建立行政交易大厅，在一个地方就能办完所有的行政审批手续。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有效地吸引了外来资本，主要是土地优惠、税收优惠、贷款扶持。我们以为，前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大家都能正确认识，但是后一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特殊的作用机制可能并没有为大家所充分认识。这个作用就是让中国的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让十三亿人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个作用是通过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来实现的。不否认，这会使这些要素被廉价和过度使用，但这种廉价和过度使用换来了不能流动的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有效结合，使我们实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收入产生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和必然逻辑。
这样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得益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可能得益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具体介入。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这样的增长方式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后面，我们将另文分析当约束条件转变后这种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