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时下，“金融危机”俨然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些媒体甚至将该词评为2008年的流行语。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一词也被当作借口在肆意滥用。国内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将农民工提前返乡、企业的正常倒闭现象、沿海的产业调整和转移以及有些企业静观变化暂缓扩大生产的正常避险行为都归罪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恰恰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引导，“影子金融危机”就会带来更多的隐患。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性中有一种盲从他人的倾向，特别是在遇到危机时，大多数人往往会抛弃个人责任、道德标准以及理智和客观的思想，屈服于原始的本能，强烈地信任和服从权威，并盲目地从众、跟风，导致“集体盲思”。 在经济学里，这叫“羊群效应”，即由个人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非线性机制。意思是说，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几百年前，当一群野牛被美洲土著猎手驱赶着奔向悬崖的时候，任何一头牛都没有抬头看看它们要去哪里。它们只是接受了身边同伴们传递过来的信号——必须要奔跑。从那时开始，它们完全受肾上腺素的驱使，每一头牛的惊慌和兴奋又感染、强化了它们同伴的情绪，最终全部坠崖。 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随别人，这会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链的中断。因此，所有“羊群行为”的发生基础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羊群行为”都是有害的，如果大众跟随的是一个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能的人，会有助于一个团体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只是当“盲人”带领“盲人”的时候，而前一个“盲人”又掌握着某种权力或者是某个领域权威，他们的错误意见就可能渗透到整个社会，出现集体性决策错误，酿成社会悲剧。 当下，不少出口型企业倒闭和农民工返乡看似出口受阻、受美国市场需求不足的抑制，但实际上是我们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出口推动，大量的微利加工企业都是以“量”取胜，产业结构严重不匹配，而结构升级不及时，并且对本土消费市场又培育不足，结果海外消费市场一出问题，出口和“打工类”企业立刻陷入窘境。 然而，虽然外部危机正在恶化，但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仍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仅仅处在中期，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我们要像发达国家一样到后工业化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与国内很多企业到国外进行并购的做法相反，国外的很多制造企业纷纷来中国寻找“乐土”，以规避市场风险。 由此来看，在开放的经济系统内，当经济出现系统风险时，每个经济体都难免不受到感染。关键是要在所有受感染的经济体中找到一个“病”得最轻的。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们的经济体潜藏着一些风险，但30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和财富使我们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就像今天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样，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一样。如果我们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们会说这次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逐步走上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形成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使得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经济总体实力更加强大，有助于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失衡，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会周期性地出现繁荣和衰退现象。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增长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经济史学家的结论——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实际上，经济周期时刻存在着，只是我们过度相信技术进步和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平抑经济波动。 当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财政、信贷、税收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但是，抵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短暂影响，企业不仅需要这些“硬政策”的支持，也需要避免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羊群效应”和“集体盲思”，防止“影子金融危机”为我们自身的毁灭埋下祸根。 如果将时间拉的再长一点，将理论挖的再深一点，就会明白：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持续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尽管中国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但是只要我们能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建立起激励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中国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