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网环球时报电子版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下必须深刻进行理论反思



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反思金融危机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

必须反思理论和舆论导向

 

    目前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反思盛行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包括理论和舆论导向。主流媒体对此讳莫如深,小心翼翼保护美国话语霸权。 

    近代500年西方文明崛起并拥有话语权,得益于一个天才假设:麦哲伦假定大地是圆的,航海走向一个方向不回头,最终回到起点。观念开放奠定了近代西方世界观,造就了新兴海洋强国,英国以25万军队控制50倍于自己的领土,依靠的就是海军。比麦哲伦早半个世纪下西洋的郑和,其船队强大何止百倍,但七次无功而返,其失败不在物质而在精神,缺乏天才的假设。

    以物理学实验为基础的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经济学,有非常严格的假设前提。这些前提有的明示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阐明了8项。有的没有明示,比如“自由贸易”学说主张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却不包括劳动力,这与西方人权理论是矛盾的。如果允许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就会被“国际移民”代替。正因为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所以才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结合,变成商品出口,马克思称为“异化”。相反,国内资本积聚于沿海地区而不因“饱和”流向内地,是因为内地人才和劳动力可自由向沿海地区流动,这是市场经济机制必定拉大东西部差距的基本原因。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周期分析,假设没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中国就必须考虑这两项因素。我们支持国家大规模项目建设出台也有两个假设前提,这就是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共工程中的腐败,能够消除制度障碍带动民间投资,如果不能,那么就只能有短期效果,长期花光了家底,效益和公平都会受到影响。

    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断在修改假设前提,如“理性人”,“信息对称”,“没有外部性”,“没有垄断”等。还有一些假设如“市场均衡”,也将得到纠正。决定理论的成败不在于逻辑、模型和参数,而在于其假设前提是否符合实际。如不符合,迟早要被社会抛弃,这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要害。

 

制度决定论与产权至上论

 

    制度决定论危害中国,从极左到极右已有数十年历史。前三十年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到了文化革命时期越来越左。它淡化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经济基础,把所有制作为决定因素;进一步把所有制规定为公有制,把公有制“最高形式”规定为国有制。其实,马克思说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文化革命理论”进一步把人的本性和思想观念直接归结为“所有制”决定,称“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要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改变人的自私性,消灭等价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错误的理论假设导致极左的政策体制,经社会实践证明失败。中国在依靠国有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改革开放。

    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理论,当它同样走向教条以后,暴露出与计划经济教条同样的弊病。教条就是教条,表面极端对立,实质相通相同。制度决定论并没有被克服,而是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优越变成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优越。新的提法是“产权至上论”,鼓吹“私有产权效率最高”。其实效率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所有制和产权,而与管理、技术、外部环境和产业性质有关。计划经济时期铁道兵和工程兵是军事建制,修起铁路公路来比起市场经济的工头加农民工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恐怕不能从所有制出发,一概而论吧。

    改革初期为改变国有经济独大,编排了许多理论贬低国有企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匈牙利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政府和企业是“父子关系”,儿子注定要乱花老子的钱,国有企业一定盲目乱投资,一定无效乱花钱。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是因为行政领导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但对于“竞争”应从全球范围理解,国家应有自己的战略产业,其体制是寡头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如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都是国家支持的寡头垄断企业。国家可使用多种方法包括非股权控制,不一定依靠国家控股。中国有十几家飞机公司,过于分散。这些年来中国真是一心一意,实心实意搞市场经济,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包括存美圆不存石油,有人还说是“改革开放不够”,未免有些自欺欺人。

前些年国退民进,国有企业大批改制或关闭是有历史背景的,不仅是制度僵化,也是因为四十年来缺乏设备更新、技术老化。从技术水平看,后来崛起的民营企业问题更大,所以才有目前的困境。明晰产权,在某些方面的确非常重要,比如改革初期许多私人企业“戴红帽子”,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了,如何确定其中企业家团队的贡献,他们能够得到多少份额的产权,这的确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先创造财富后明晰产权”的特殊问题,应该承认企业家的贡献。

    但是有许多产权很难明晰,而且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比如“预算软约束”就不一定归咎于国有产权。这是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和金融的发展,产生“羊群效应和金融噪声”,个人理性产生集体非理性而造成的,此时投资者出现群体性错误判断。私人虽然在主观不愿意乱投资,但客观上难免乱投资,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把握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超前过度反应”,垄断与预期造成的市场非均衡,一定使大多数投资者、政府和个人投资错误,这就是乱花钱。具有讽刺性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上市公司竟然最没有约束,董事会管不了总经理,小股东管不了大股东;专家理财,股东投票,都有集体判断失误。这几年经济过热、盲目扩张最严重的就是他们。一个大盘股上市,融资,减持,债券,贷款,以各种名目扩张,动辄数十上百亿,有“硬约束”吗?格林斯潘检讨说,误以为银行制度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实际证明是错了。

    什么企业制度都不能阻止企业在“通货膨胀幻觉”下盲目扩张。美国的房地产和个人消费都是盲目扩张,一旦崩盘,殃及全球,中国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上市公司紧随其后,过去批判国有企业的弊病,其实他们都有。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避免盲目扩张,那是由于企业家个人独具慧眼,能够逆向思维,超前考虑问题,自动限制了扩张。这是个人素质决定的,与产权关系不大。这也是我们承认“企业家才能”的原因。

    向中国推销产权理论,是在改革初期美国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策划的,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以后会出现信仰真空,需要用制度学派填补。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超越科学地位,成为一种信仰体系。10年前《深圳特区报》用红字大标题刊登我的话“经济学不幸成神学”,揭露中国人盲目接受西方经济学并把它教条化,可惜大家认识太晚,已酿成重大损失。比如,理论上贬低国有企业,为权力资本低价收购国有财产提供了理论根据,是他们制造了四年的股市低迷,借机低估国有资产,大大捞了一把。资产价格是预期决定的,对国有企业的长期贬低恰恰提供了这样的预期。这是一次内外勾结的瓜分阴谋,窃据中国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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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论与全面与国际接轨

 

    更加深层次的理论误导在于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国没有一神教,但是迷信一种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晚年说人们误解了我和马克思,我们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过分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个人的作用与历史规律统一起来。历史规律只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不是外在甚至高于人的活动,让人只能顶礼膜拜的外在规律,如果这样,历史规律就成了“神”,成为强势集团话语,因为只有强势集团,才能够“为历史规律代言”。计划经济强调历史规律是“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现在又说是“金融创新”,金融超前于经济发展。“历史规律”是当时那个计划经济官僚集团,或者现在的国际投机资本集团利益的代名词。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所信奉的“直线发展历史观”,是一种鼓吹西方至上的话语霸权。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简单地看成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近代,就是西方先进文明战胜东方落后文明。西方文化代表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是“普适价值”;而东方文明代表农业文明,封建主义,是应该被淘汰的。这样的说法符合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因而被说成为“历史规律”。但它否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把文化简单地看成是生产力的附属品,把文明优劣定义于武力征服而不是文化覆盖,本身就具有反文明的因素。由于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这样的历史观应该更新了。

    近代以来被战败的文明认定自己落后,其知识分子非常虔诚地学习西方,一直到他们中间真正的精英发现,先生总是打学生,想让学生永远依附于自己,才不得不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虚心地研究和学习了西方所有经验。我们后来发现,先生并不诚心,他们有时候把精华藏起,教给学生一些他们自己不实行的东西。他们自己搞保护主义,却让我们搞自由贸易;他们的政府帮助企业推行技术标准,控制他国产业,推销商品,但是给他们发展中国家政府规定的首要职责,却是“给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每遇经济危机美国都搞经济扩张甚至以战争刺激经济,但是美国却一向对他国广泛推销休克疗法,1949年在日本,后来在拉丁美洲,俄罗斯,1997年在亚洲,都是如此;把别人搞休克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趁机收购廉价优良资产,叫“吃死尸”;美国的军费占世界50% 以上,却盯着中国的军费不放。至于培养代理人,影响决策,损害中国利益,打击竞争对手,垄断市场,贿赂官员,比比皆是。于是我们的心思也只能复杂起来,看看先生那里有什么阴谋没有。这不是法庭举证要无罪推定,而是一种理论假设。我们假设有阴谋,因此才呼吁国家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和产业安全,有什么不好?有警惕总比没有好。

    20年前美国大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了给美国寻找21世纪的假想敌,提出“三大文明冲突论”,把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敌人。不同于那些封闭的白种人,亨廷顿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他认为基督教文明生育率低不占优势;文明的崛起不与生产力同步,非西方文明将在现代化中的命运不是西方化,而是复兴传统文明。他尤其害怕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害怕中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他的理论预测了911,预测了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传统文化,为美国进军阿富汗与中东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是比较清醒的,为美国根本利益而谋划的大战略家。

    目前中国也需要亨廷顿这样的,为自己国家民族崛起而提供思想与战略的理论大师。如果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家以学习西方为主线,那么中国进一步崛起就需要自己独立的理论创新,至少不能盲从于外国经验和理论,不能把西方文明“作为普适价值”,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打破西方话语霸权.

所谓“国际规则”反映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已经开放了的中国不可能采取完全抵制态度,那样会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不可盲目服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会逐步改变许多国际规则,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稳定而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就可以改变许多规则。中国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文化复兴,使经济发展符合本民族的深层价值观念和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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