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众所周知，中国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和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而消费则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60%以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10%，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50%，消费占GDP的比重则长期低于40%。好些人认为，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能这么高，消费不能这么低。就是说，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增长结构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增长结构真的不合理吗？我们不能不认真地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呈现这样的增长结构？为什么我们的消费长期得不到提升？
既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这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约束下的必然逻辑，那么高外贸依存度就不是我们可以凭主观意愿选择的了。既然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世界制造工厂”的成功，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把眼光局限在国内来看待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而是应该把眼光放宽到中国经济融入于其中的世界经济整体来看待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是的，单纯从国内来看，我们的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似乎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但是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经济一定不是非均衡发展的，而是均衡发展的。必须把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与美国等其它国家的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这才是看待中国经济的正确视角，也才是看待世界经济的正确视角。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应有含义。在我们看来，“世界制造工厂”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乃是同一问题的多个方面。高外贸依存度、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既不是中国经济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也不会简单地就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相反，它始终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没有否定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的缘故，中国经济具有内在的投资冲动，这使中国经济的高投资带有某种、甚至很大程度的不合理成份。我们只是强调，中国经济的高投资是有其合理成份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的高投资。
当然，我们也没有否定中国的消费需求具有提升的合理性和提升的余地。这些年，经济增长虽然快，但是政府财政收入攀升得更快，老百姓的收入只占中国整个社会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更多收入都到了国家手里，仅今年上半年财政盈余就有12000亿元。我们只是强调，中国经济的低消费是有其合理成份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的低消费。况且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提升我们的消费需求。
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无疑是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制度安排不一样，可支配收入相同，消费水平是不会一样的。这些制度安排得到改进，同样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是会提高的。不过归根结底，消费的基本决定因素还是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叫人不消费也办不到。上述制度安排，究其实质不过是起着调节收入的作用。只不过，这些制度安排的重心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不是收入的生产和来源。这是西方福利主义的路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福利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社会福利主要应该用来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用来调控经济。
在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提升消费必须从收入的生产和来源问题着手。费歇尔讲：“收入是资本的利息……收入不是利息的局部，而是利息的全部。”费歇尔的资本乃是资产的市值，而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是说，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资产了。劳力是资产，自然资源是资产，货币、机器设备、厂房等等，无不都是资产。这是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是极其正确的经济学理念。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没有了剥削，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而对大众来说，教育和产权界定则是增加资本存量的主要途径。
没有错，广大农村的确存在不小的存量需求，这存量需求是由于受到水、电、电视信号等基础设施的约束，农民既定收入水平所能产生的消费没有能够有效发挥。问题在于，且不说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由于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不是会计意义上的成本，而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计算到底是把稀缺的资源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还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我们要记住，中国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就业，是生产（具体地说是制造业的生产）。即使农民的消费，在根本上还是决定于收入。而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这个问题，用不着用什么深奥的理论来解答。笔者之一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因而深知农民收入是怎样提高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幅提高的。告诉大家吧，家乡5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不在家，男人、妇女都不在，除了小孩就是老头、老太太。这些年，他们买了电视，装了电话，甚至盖上了砖房或者在镇上买了房子，钱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打工收入。我们大概想不到，剑阁县是四川省怎样一个偏远的农业县，那是成都已经失守，姜维还在苦苦坚守的地方，然而其所属的白龙镇的商品住宅房竟然涨到了每平米1300元。还要告诉大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恰恰是中国加入WTO后的这六、七年。四年前，老家农村请一个人干活一天只需二十元钱。再向前推，那时请人只需管饭，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根本不需给工钱。但是今天，四十元包吃才能请到人。要知道，是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提升了种地的劳动收入的。
费歇尔讲的是收入的来源。从收入的生产过程看，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资产（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问题上去了。必须让13亿人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也是我们提高居民收入和提升消费需求的前提。没有否定当我们富起来，人均收入高起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会高起来。也没有否定把农村市场开发出来，我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内消费。但我们一定要明白，逻辑是倒过来的。我们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富起来，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让人均收入高起来。而农村市场的开发，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这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来实现。
这样看，外部稳定对于中国经济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这种对外稳定中，最为重要的又当是汇率稳定。这是因为，货币之所以存在，是要用它来媒介商品交易，降低人类相互交易的费用。虽然说市场有效运行有赖于价格的灵活调整，而汇率本质上也是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同于一般之价，这个价格是需要具有稳定性的。可以这样说，只有货币稳定，价格机制才能够最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既然经济对外稳定至关重要，汇率稳定也就至关重要。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一定要尽可能地保有一个高弹性的劳动市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汇率稳定约束下或迟或早（资本项目开放后）我们会丧失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空间，因此需要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而高弹性的劳动市场是经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增加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把我们庞大的人口转换为现实的优势和竞争力，而不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甚至于是一种经济负担。
回首过去，中国自1995年起通胀大跌，至1997年近于零，1998-2002年有通缩。95年通胀率17.1%，96年8.3%，97年2.8%，98年-0.8%，99年-1.4%，00年0.4%，01年0.7%，02年-0.8%。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当时中国的通缩程度应该远高于这些数字。有上述严重的通缩，失业率怎样呢？97年失业率3.1%，98年3.1%，99年3.2%，00年3.1%，01年3.6%，02年4.0%，都是不高的数字。而同期的GDP保持平均8%的高增长水平。为什么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下，失业率不高，经济反而高速增长？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就是低底薪加分红，此外工人要走就走，雇主也可以挥之使去，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一句话，通缩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大影响，这得益于中国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得益于中国劳动市场的高度弹性。
我们应该不会健忘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货币量应加不加，应减不减。张五常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工会林立，福利主义大行其道，最低工资不低，重要的件工合约被判为非法，所有这些限制了劳动合约的选择。他的意思是，假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的话，那么就算萧条发生，也不会那样“大”的。而就算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张五常的提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高外贸依存度和汇率稳定约束下的经济来说，是应当有警醒作用的。
不是不可以搞最低工资法，但是法定最低工资一定要订得低低的，让其最终没有实质的意义。不是不可以搞劳动合同法，但是合同条款一定不要干预了签约自由。也不是不可以搞什么就业促进法，但是一定要清楚自由签约才是促进就业的行之有效的不二法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核心一点正在于它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要害是签约自由。只要签约双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不应该干预其合约的签订。我们可能要庆幸，我们的工会组织只是一个定期收点会费，逢年过节发一点豆油、水果、大米之类的象征性福利组织。当然，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工会是不大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