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社会意义上判断，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刻，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最关键的社会任务是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和确立。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民主选举、合理分权、多党公平竞争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否则，中华民族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以暴易暴”以及“盛世”与“乱世”的政治轮回。因此，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新文明的入口，这次，我们首先必须懂得和认清新文明究竟是什么？只要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华民族才不会像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那样迷失正确方向。 关于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需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进行全面总结。一个最核心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中国的政党体制？因为这是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就像进行经济改革无法回避所有制问题一样。 眼下，就中国经济领域而言，中国出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高增长后的“硬着陆”。这在失业和通缩两个方面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就中国经济是否属于“硬着陆”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层可能依然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但是，我认为，就中国微观经济领域反映与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判断，我们必须把目前的经济局面确定为一次“硬着陆”，并且，需要从这个判断出发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平稳渡过经济衰退的出路。实际情况是：城乡中产阶级被2007年10月—2008年10月的股票市场的下跌所消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到了一个临界点，供需结构因价格扭曲而断裂。中小企业普遍破产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部门林立又无所作为，同各种民生问题严重脱节，既维持不了社会公平正义又没有效率。如果体制危机爆发，中国就会陷入政治动荡的境地。 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是明显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目前的经济危机看成为是国内经济运动积累的结果。而不应把问题简单的、单方面地看成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后果，如果这样认为，不仅表现我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幼稚与肤浅，而且我们就不会找到克服和解决金融经济危机的正确的方法，也就无从有效地抑制经济衰退并且引向新的繁荣。 对于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既要在经济系统中寻找，又必须在经济之外寻找。 | 我们已经看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宏观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无误的确立了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的信贷政策。但是，可以肯定，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货的信贷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本次硬着陆的发生，也拯救不了中国经济。更严重的，一味的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货的信贷政策还有可能为经济添乱。一方面，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包括县级）以下财政不仅十分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另一方面，银行体系也不可能恢复像上世纪80年代的放贷能力，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被大量的不良贷款所累。在如此局面下，试图依靠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的信贷政策解决问题只能是一相情愿。 政策必须站在现实与未来的演化的方向上制定。我认为，中央政府在宏观政策的方向上，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1、劳动力充分的自由创业问题；2、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3、合理的分配制度的建设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社会经济也是在不断的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得到发展的。另外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政策，一是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二是尽快建立起完整的社会救济体系。 无论对中国社会的前途持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也不管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上站在“左”的 还是“右”的立场上。我们都必须把21世纪初的现在，看成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机会。中华民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需要在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背水一战，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信心，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机会已经不多。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给政治制度革新带来的是一次机遇。如果中国的领导层不把注意力放到政治改革上来，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脚步就有可能停滞下来。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为政治改革准备了条件，从更广阔的历史眼光来看，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本和思想前提。 应该把投资拉动经济的思路转移为制度改造保证公平的思路上来。中国必须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加宏观的背景下去认识这次危机。中国不会从危机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中国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的受害者。从本次危机中，中国政府必须把经济政策的着眼点拉回到解决国内的各种民生问题上来，而不是仅仅看到出口创汇。中国需要沉下心来，从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入手，有条不紊地把中国经济引向繁荣。 在30年改革开放时期过后，中国社会的产业革命的趋势究竟是什么？这是中国社会学、经济学等一切人文科学亟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社会政策必须准确把握的问题。中华民族的一切文明觉悟者，都需要努力为中国指明进步的方向和提供具体的方法。 徐国进 2008-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