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关于奇迹的出现原因，各方都在寻求答案，之前关于张五常老先生的县域竞争理论，我是持有异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张老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和分析对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是很有帮助的。我本人从中受益良多，至少在本文的思考中，将会看出受张老影响的影子。面对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学界有必要讨论明白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更有利于政策措施的对症下药。我之前呼吁的有些观点，与张老的有些观点是相近的，盖因为有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思考的一些认识。但至今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措施出台，很是遗憾，估计高层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认识问题还有必要进行讨论。
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本人的《共有论》中，基本的理论认识我是分为均衡、偏导、偏极三类。作为大国，中国经济最好是走向自身大循环均衡发展的模式，90年代初提出至今，我国经济一直未能较好的的向这一目标走进几步。现今面对危机的中国经济受困的根本压力也正来自于自身发展模式的外向贸易为主动力的偏导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发展的必然性，是中国摸着石头前进的发展方式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承接全球化产业转移全面放任各地不计成本相互竞争的结局。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为世界奇迹，但是发展的代价之大，也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中国模式的原因所在。80年代初中期，对于中国的改革，先是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压抑的生产热情的解放给中国经济起步打下解决生存压力的厚实基础；而后是轻工业发展得力于之前几十年生产性循环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加上农村居民收益的提高形成的市场需求而得到飞速发展。而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巨大的极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吸引了最开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进入，之后是各地方的政府毫无成本代价概念的竞相压低成本的招商行为，加上之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开拓的市场，以及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不可逆转，开始引来大量全球化布局的各类型企业。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球各国应该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商营商成本优势能够比得上中国，一方面有低廉的劳动力，一方面有极度低廉的地租，甚至还有倒贴的营商起点投入。90年代后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行了新汇率制度，还有出口退税制度，中国进一步以币值补贴的方式，扩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甚至2004年以来推动股改和金融开放，为外商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分量提供了便利。这样始终极度有利于外商的经济政策还不能短时间形成世界工厂的格局，那么所付出的极大的代价和让渡的巨大的利益也未免太不值了。而最终值不值的，就看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创伤的程度，要看到底中国是否能够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具有相应的分量和影响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的目标是走向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加以考虑。是不是更多的考虑环保因素、民生关怀因素就能达成目标呢？这涉及到关于近期中央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安排的措施是否正确的辨析。中国经济30年来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力成本、地租成本等营商成本因素的绝对低廉始终是主要因素，是不是可以短期内进行反转，值得好好把握。事实上除了部分地区之外，我国的总体营商成本由于行政效率和腐败因素，根本不具有太多优势，而最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失败，导致大量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大量高级人才缺口较大，其雇佣和培训成本并不具有优势，所以要根本上短时间内转变经济的结构是很难的。经济危机之后更多的是要靠自身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一时间让大量的企业从代工生产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方向，根本不现实。这个过程将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系统改革和发展工程的实施，政府可能必须以系统工程的安排和理念的引导为主，进行深入的经济发展的干预估计不会有好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而另一方面，转向大经济循环均衡发展的安排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就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尽可能扩大内需消费的比重，根本的方式就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减小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降低经济发展的生产性循环的比重。这一点是可以由政府自身的变革来实现的。
根据上述的认识，有几点可以明确。
首先，中国现发展模式中的营商成本安排，将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一方面，政策上的对于营商成本的干预，特别是一系列提高劳动保障的措施，可能起点要尽量的压缩，要让企业的竞争来提高相关的保障，而不是要政府强行提高企业的营商成本。对于最低起点的保障，我是赞成的，事实上也就是一个最低工资和最高劳动强度，其他的如具体用工、薪酬制度等政府尽量不要过多的干预。而另一方面，政府垄断的行业，如土地、电力、供水等，反而政府要尽可能的进行干预，尽可能的给企业提供降低营商成本的机会。而不是相反的因垄断而上升。要明白，初次资产的一次性消费价值收益始终不会高于企业的长期经营运作。政府在这方面不要犯了短视毛病，30年来的经验已经说明，对于政府让渡的土地、营商初次投入等利益换来的是企业长远运作的巨大利益，其利益优势足以创造奇迹。由此，政府对于工业用地在完善和坚持规划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压低营商成本，建议是政府执行指导价格，并实行租用制度，做出地租的让利，以保持工业产业的长远发展。同时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实行分类产业的价格差异。对于当前的土地竞价拍卖，应该只能适用于写字楼和高档商品房开发。对于公用事业的发展，如供电、供水、供气、供油等，实行商业化运作，但是应该强制实行微利或是财政补贴模式，政府应该尽可能压缩盈利空间，进一步降低营商成本，以利于各类实业的发展。这其中涉及大宗资产的资本市场份额问题，是要实业的发展，还是要工业用地等的二级市场交易的资本膨胀？基于对虚拟经济的认识，我的意见是要尽量压缩虚拟经济的泡沫效应值。资本市场的扩张不必太在乎工业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用地等大宗资产这一块。
其次，中国现模式的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在危机中已经暴露无遗，对于今后的发展的模式安排的借鉴意义是很重大的，要好好的总结。由其中的局限性因素，我们更应该看到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中，更多是一个大的循环结构的调整为主，辅以过往付出的代价的补偿性安排，特别是环境因素的恢复。总体上看是宏观因素居多，而不是针对企业和劳资关系的等微观干预。所以制度性的调整，特别是必须有政治改革的配套才能完善的分配制度的调整，将是经济结构调整着力的重点。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将是在夯实制造业基础上，以发展服务业为重点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方面的发展也决定于配套环境的完善，重点将是法治环境的完善。
其三，现有模式执行中的有些教训是要好好讨论，好好吸取经验的。其一，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孕育着一个生产性偏导循环的周期波动，也就是政府投资的放开、过热、治理收缩、再放开这样一个循环，这是一个短周期的波动，对经济平稳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形成生产性偏导循环，对于形成大经济循环均衡发展是一个背向安排。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应该尽快予以调整。其二，2004年以来的金融开放和虚拟经济的放任发展方式，几乎导致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失控，包括外资银行和投行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包括外资实业资本对中国诸多产业的垄断式控制并进行断根模式的收割，包括对资本市场的极度投机操控，其危害是入骨十分的，应该好好吸取教训。如果真的失控，中国的前途可能将就此葬送。对于金融的控制权、对于反垄断的安排，对于资本市场投机操控的限制，中国的制度和法律的完善程度都还有很多不足，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和尽快进行完善。其三，中国30年来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投资的趋势，但是中国也承受了全球化投资带来的环保等问题的巨大代价，同时更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承受全球化投资导致的连锁影响。之前文章提到，全球化投资目前有些疑虑还没有达成较强烈的一致意见。这方面的教训也要总结一番。应该说，没有全球化投资，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总的趋势的迎合应该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不能再像之前的没有限制条件和没有选择的去迎合。而对于对外进行全球化投资，也要有所规范，重点是要将总部的根留在国内，要尽可能的将就业机会留在国内，尽可能的将技术专利的提升机会留在国内，对于国外投资重点是市场的开拓、风险的规避和资本的利用。
20081208
（本人的经济思考可能论述不是很严谨，很多结论可能缺乏得力的数据支撑，盖因为本人现在感觉不是深入做学术文章的时候，现将结论表述清楚已经很难得了，对于急剧变化的形势，思想火花的绽放是如此高频率，只要有时间动笔动脑，收获之丰富是平时难以想象的。所以读者还请自己花点功夫多读相关的文章以类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