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投资—储蓄等式成立，那么储蓄率高，经济的增长率也高。这里的储蓄、投资当然要是意愿的储蓄和投资。这是增长模型的核心内容之一。问题在于，意愿的投资并不总是等于意愿的储蓄。因此在我们看来，增长问题的重点仍然是储蓄如何能够转化为投资的问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不愁产品卖不出去，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必然对应高投资和高增长。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反过来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又鼓励消费。
当经济存在巨大外部需求的时候，高储蓄也会有高增长。因为产出能够被国外需求吸收，高储蓄意味着高投资和高增长。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日本、东亚“四小龙”曾经的高增长模式。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增长模式。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高储蓄从事制造业，通过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不是通过本国消费来实现高增长的。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普遍的增长模式。
过去三十年，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不是没有遇到不利的外部冲击，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予以克服了。由于我们是转轨中的发展中经济，不仅有因体制限制而未能成为现实的潜在存量需求可以开发，而且有很多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有待建设，这是我们克服通货紧缩的有利条件（需要特别强调，有很多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有待建设是不是必然地就是我们克服通货紧缩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如表面看来的那样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做具体的说明）。每当有效需求不足，面临通货紧缩，政府可以进行体制改革以释放存量需求，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工业项目建设以刺激经济。1998-2001年，政府为了应对当时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钱主要用在了公路、铁路、通讯、电站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上。不仅刺激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为2003年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这次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远胜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带给我们和欧洲国家的影响在重点上是不一样的。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主要是对其金融业带来冲击。这种反应来得迅猛。当然也会对他们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只是滞后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对制造业带来冲击。这种影响是通过美国、欧盟等国家资产缩水、工人工作机会丧失或者工资下降，人们减少消费从而减少对于我们的出口需求来传导的，相对来说就要慢一些。正因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不利影响。这不是一般性金融危机引发的一般性经济衰退，而是世界整体性经济衰退。是的，美国、欧盟、日本都已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一些国家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边缘。尽管各国实施了刺激经济计划，但是经济仍不见底。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来发展经济的大国当然是极端不利的。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种极端之不利还不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要害在于，经济发展至今，我们的工业产能已经趋于过剩（07-08上半年原料价格大幅上升然而工业制成品价格上升幅度很小就是证据），基础设施虽然还有不少有待建设，但显然已经不构成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多出了几十亿的劳动力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构成了我们今天治理衰退的重要约束。
上述约束决定了，我们千万不可以简单地、想当然地把我们处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基础设施有待建设当作是我们抗击经济衰退的现实优势。假如问题只是如此简单的话，那么发达国家也是拥有这样的优势的，任何国家都是拥有这样的优势的。道理简单，把那建好的基础设施毁了重建不就得了？这正是“破窗理论”的药方之所在。通过把窗户捅破，重新建设能不能够刺激经济呢？能，但这只能是就短期而言。而且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就是要以牺牲可用于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为代价。我们一定要明白，凯恩斯经济学只是短期分析，其满眼所见只有短期而没有长期，因此我们应用其理论就不能不多加一份小心。是的，“破窗理论”是错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全面的。“破窗理论”的错误或者说不全面，在于忘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教义，那便是：资源是稀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都有代价。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在抗击经济衰退过程中建设的基础设施在经济衰退过后能不能成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量生产力。关于这个问题的肯定的答案才是我们抗击经济衰退的现实优势之所在。然而遗憾得很，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如果说1998-2001年大规模建设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因为有2002年加入WTO后的市场巨幅扩张而成为上届领导人所称的“优质资产”，有力促进了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再次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建设，还能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恐怕就没有那么肯定和有底气了。
我们不能仅限于考虑怎样度过危机，必须认真考虑危机过后的产业接续和发展问题。不管说得怎样的天花乱坠，中国经济的根本在于制造业，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而中国制造业和就业的根本又在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尽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长仍然高达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的GDP增长仍然高达9%，但是增速是下降了，而且下降幅度不小。2007年末以来发生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和当前大量民工提前返乡是一个重要信号。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空前的困难。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认为这是最值得担心的，毕竟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软预算约束和投资冲动的特征，克服短期的经济衰退不是大问题。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两三年后，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中国还能否继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新增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能否成为促进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量生产力。是的，假如我是制造厂商，现在被迫减产或者停产，当经济再次复苏，我一定会认真考虑要不要继续在中国投资办厂的问题。
是否刺激经济当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应该怎样刺激经济。恕我们没有那样乐观，如果处理不当，中国经济很可能从此将告别8%、9%、10%的高增长时代。
那么，要怎样应对才是对的呢？必须把刺激现实经济增长和塑造新的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必须不放弃走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路子，同时又要大力开发国内需求；必须树立不救制造业就不可能最终救经济的清醒认识。全球经济衰退，这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驱动型作调整，而未来依靠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也愈显重要。其实，没有这次的金融危机，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得不向依靠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作调整。我们虽然强调中国经济包括亚洲经济具有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合意性，但是我们没有否定，随着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又具有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合意性，我们也没有否定存在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可能性。我们只是说，和那些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消费需求相对来说一定要低一些，储蓄和投资相对来说一定要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