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经济工作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段话言简意深，是对两周前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针的全面阐释。
作为指导２００９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虽然在词序上有先后之分，在重要程度上却没有主次之别。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逻辑链条，体现着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统一：调结构是为了保增长、扩内需；保增长、扩内需则必须依赖于调结构。换句话说，相对于“保增长”这一急迫任务和即期目标而言，“调结构”既是一项战略任务和长远目标，也是实现“保增长”——特别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由路径。
以此视之，“调结构”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涵义：
其一，就整个经济结构来说，应当由过分倚重外需向侧重内需转变。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已达到６０％以上，其中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４０％。这个数据不仅高于美、日等经济大国，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外贸依存度走高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在带动技术进步、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分倚重，也导致我们更多地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安全风险不断积聚。必须意识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内市场的拉动，要由偏重外需转变到内外需兼顾、更重内需的轨道上来。
同时，出口结构本身也需要调整。目前这种工资成本低、资源消耗高和污染高的出口产品结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其脆弱性，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其二，就内需的结构来说，应当校正投资与消费之间失调的关系。
“重投资，轻消费”是中国需求结构的长期痼疾。最近几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２００６年首次降至５０％以下。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一直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我们知道，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进入最终消费就没有意义，只会造成产能过剩。正因为如此，中央在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着意突出民生，有六条措施与民生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建设安居工程、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它所透露的政策信号是，要把扩大消费放在与扩大投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想方设法促进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品质的提高。当前最重要的是确保这些措施落到实处，防止那种一提扩大内需，就首先想到大上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化工项目的倾向。
其三，就投资的结构来说，应当杜绝“两高一资”项目抬头，重点培育技术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节能环保的产业。
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的难以为继，本已日渐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这种粗放、低端的产业结构，与前文所说的出口依赖型经济模式相结合，把诸多的环境、社会问题留在了国内，留给了后代，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这些项目具有投资大、见效快、回报高等特点，在本轮“保增长”的过程中假若把握不当，监控不力，很可能成为一些地方热衷的选择。针对于此，中央有关部门已在财税、信贷政策等方面出台了多种防范措施。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从外部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产生了压力，在此压力下，市场和企业有自主调整的内生动力。政府要做的是顺应这种趋势，引导和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
（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