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些政策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执政为民，努力发展经济的决心。但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式之下，仍难以有效扩大内需。
中国内需不足有两个根本原因：
表1 中国财政收入、工资总额、GDP变化表
资料来源：Wind
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表1），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一倍。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GDP两倍于中国的日本。税负高，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2007年中国商品房销售收入2.96万亿元，而中国2007年职工工资收入总额才2.82万亿元。
二是农村人均耕地非常少，因此生产效率非常低。中国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导致中国粮价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虽然大大限制了CPI的上涨，但牺牲了农民利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消费能力长期不足。不光是农民收入额远低于城镇居民，而且增长幅度长期不如城镇居民，而农村CPI涨幅又长期高于城市。
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GDP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与出口的主要原因。
因此，只要有效提高城镇居民及农民收入，降低生活成本，内需不用刺激就自然产生，并推动GDP的可持续增长。所以降低企业税负并给民营中小企业以国民待遇，限制国有垄断企业、外资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压，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减轻的税负大部分用于员工工资支付，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降低居民住房、学费、医疗费用支出，才是有效、长期提高内需的根本办法，又能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效益越来越低的固定资产投资，及对外出口的失衡结构。同时，集中建设城镇住房，免除所有税费，并提供财政补贴，以成本价向农民销售，支持鼓励农民入城买房定居，这样至少有四个好处：（1）有效消化产能严重过剩的钢材、水泥等产能；（2）通过大规模的城市住房建设拉动经济增长；（3）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建筑业农民工就业，为农民带来务工收入；（4）大大推进城市化，使得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扩大内需应有长远规划，如果只追求短期GDP数据的漂亮，没有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性、实质性增长，内需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再看国务院推出的十项具体措施，基本延续了前期重视GDP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质量和居民收入提高的做法：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快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给地方财政带来大量土地出让收入。因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普遍忽视与地方财政增收矛盾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加大廉租住房建设，既冲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棚户区改造等举措又均需要地方财政的支持。因此有一定的阻力和难度。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部分地方官员在官员政绩考核的“GDP导向”下，力争在五年任期内做出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成为当务之急。这些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因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未必得到全面、严格地执行。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这些重大工程能有效拉动GDP，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因此其实一直在进行。实际上正因为投资和出口贡献了大部分GDP的增长，居民收入低导致消费低的状况被忽视。同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立竿见影产生GDP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总体投资效益不断下降（表2）。
表2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实际上中国铁路、公路基本已能满足需求。仅因春运、黄金周客运运力短期紧张，及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及因此产生的煤炭、建材等货运能力供给不足而继续大量投资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只能导致投资效益进一步下滑。实际上现有机场仅少数干线机场盈利，大多机场处于亏损状态。并且早期投资的基本都是运输需求旺，投资效益好的线路，新增投资的回报率不可能很好。同时可以预期的是，重复建设将不可避免。
煤运通道的建设更应慎重进行。目前全国电力需求增长已明显放缓，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已经接近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前期电力产能建设有过剩的可能。近期秦皇岛港口煤炭积压就是一个征兆。
因此这些政策虽然中短期对GDP的刺激作用明显，却将加重中国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因此可能造成的亏损将长期成为财政的黑洞。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中国的医疗改革已基本失败，破除部门利益的新医疗改革困难重重。而文化教育事业长期拨款不足，教育拨款虽然在财政支出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占GDP的比例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长期落后于一些经济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在经费配置上，更是严重不协调。曾有媒体报道说，城市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70倍。又有媒体报道说，东南沿海某省一个省政府的机关幼儿园，一年的省财政拨款就是1000万人民币，而在该省的东部、北部、和西部，一个具有1000名学生规模的初级中学，一年全部的办学总经费才40万人民币。因此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如原有的财政基本政策不发生根本变化，难有大的突破。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中国一直主张不走西方工业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不少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内快速的GDP发展，相当程度上置环境污染于不顾，导致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没有明显改善。区域恶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如太湖蓝藻污染的爆发。防污治污停留于口号与形式。曾有报道，各级政府为治理淮河污染，共投入资金600多亿元，但淮河的污染问题反而加重。前几年有统计绿色GDP的呼声，几乎遭到地方政府的一致反对。在目前企业违法排污较普遍，利润率低的情况下，严格控制污染将导致部分企业停产。而如果严格推行节能减排，应当有大量高能耗的企业被关闭。不将环境污染列为政绩考核的因素，不严格执行，这些政策很难起到明显效果。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中国的科研领域尤其令人担忧。一些知识结构陈旧老化的“学霸”垄断了科研经费、科研成果评选及科研人员待遇决定权。中低层科研人员追求短期的利益回报，热衷于行政级别与权力的追逐。科研体系大多精力集中于制造数量庞大、质量低下的论文。加上中国人不擅长合作的“天性”，使得很少有人能心无杂念地搞研发。中国高校有限的经费被大量用于建造漂亮的楼房，实际用于科研的并不多。即使有科研人员有重大科研成果，也未必能取得合理的回报。这些状况典型的案例就是李爱珍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在国内科学院院士评选中第一轮评审时就被淘汰，甚至未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以及上海交大有人将外国芯片磨去标识，谎称自主研制，骗取大量科研奖项及科研经费。
一方面是中国GDP高速增长，一方面在国际上拥有技术优势的领域越来越少。不光在汽车、飞机、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军工等重工业，连DVD等轻工业中国都不掌握核心技术。造成中国单位GDP能耗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并且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制造业其实是血汗工厂。
国内像袁隆平这样既有世界顶级技术成果，又实际应用于生产，产生大量经济效益的例子屈指可数。
原有的科研体制如果不能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使增加科研经费，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空想。
服务业的发展关键还是居民的收入，居民收入不能持续提高，服务业的发展就是个空中楼阁。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下，在全世界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地震灾区的重建必能顺利推进。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在农业生产低效率，粮价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禁止或限制粮食出口的大前提下，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不可能明显提高。即使是农业人口少，农民或农场主户均耕地相对较多的欧洲，农民收入是靠全欧盟财政收入一半用于对农民的补贴才得到保障。中国农民主要收入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而经济增速放缓，出口形式恶化，最先的受害者就是农民工。加之长期以来，农民收入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农村通胀又高于城市，农民有效购买力无法实质性增长。
总体上本项政策的实施是人民之福，但无法有效刺激内需。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这能有效降低部分企业的税负。但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盈利能力太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度民营500强企业销售利润率为4.63％，总资产收益率为6.53％，总资产周转率为141.25％。这样的销售利润率，如果是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4.63%，利润就可能为0。而人民币汇改以来对美元累计升值近20%。如存货、应收账款周转慢，负债率又高，利润的大多数甚至只能用于贷款利息支出。即使这样的盈利水平，一般企业显然达不到。最近几年，成品油、钢材、劳动力等成本都明显上升，企业经营状况更加恶化。在中国对外资开放的行业，行业前五名基本全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凭品牌、技术、管理、税收与政策优惠、出口渠道的种种优势，不断挤压国内企业的盈利空间。有限的增值税减负对中国企业整体而言，杯水车薪。更何况，增值税减免仅适用于购进固定资产的企业，对于大多经营困难，不大可能购进固定资产扩大投资的企业不适用，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企业利润率低，因此环境污染不得不被放纵，员工工资不得不被压缩，科研投入不得不置后。国内企业以质取胜，以品牌、技术优势有效提升利润率，任重而道远。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银行放贷最先考虑的是贷款的安全性，经济增速放缓后，部分抗风险能力差，又长期高负债经营的部分民营企业出现了倒闭、破产，甚至是企业主恶意逃债的现象。即使取消银行信贷规模限制，银行也必然谨慎放贷。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因缺乏抵押品，经营风险大，不良贷款比例高，极大影响了银行发贷的积极性。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不会仅仅因为政策提倡而明显提高。而目前不光房价过高，居民普遍对房价有下跌的预期，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又降低，即使银行有意扩大消费信贷，住房、汽车消费信贷也不可能继续前几年的“大跃进”（1998年至今年二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长77倍）。
并且前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购房需求快速释放，加上银行存贷利差不断放大，中国的银行业发放了大量贷款。但根据《商业银行法》及银监会的硬性规定，银行的货存比不得超过75%。截至去年末，中国银行业贷存比为69.33%（图2），今年上半年为67.78%。部分股份制银行贷存比已接近甚至超出75%的上限，如招商银行上半年为74.62%，兴业银行接近85%。另外目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接近历史最高位。因此，银行业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并不多。
如果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预的形式成功“争取”了银行向企业发放高风险贷款，当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有可能形成较多的银行不良资产。因为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就弱。以往的经验显示，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过程中，银行不良资产会大幅上升。
今年以来，超出中国顺差及外商直接投资，不能解释来源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以今年前9个月，累计顺差1809.9亿美元，累计吸收外资743.74亿美元，而累计增加外汇储备高达3773亿美元，有1219.36亿美元来源不明。而同期银行存款大量增加。显然有大量热钱涌入并选择了银行存款。在银行贷存比接近于70%的高位时，如热钱因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或其他原因大量撤离，不仅直接减少银行存款，而且因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将不得不收回，银行即使不新增贷款，货存比都会大幅提高，将迫使银行紧缩贷款。故此时放松信贷，风险极大。
目前促内需、保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尚无具体又详细的内容，资金金额和安排计划也不明。总体来讲，在欧美经济下滑，对中国进口必然萎缩，国内房价泡沫逐渐走向破裂，国内消费因居民收入不高而增长乏力的情况下，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作用微乎其微，未必能实现未来几年GDP增长达到8%。中长期效果更是令人忧虑。如果居民收入不能持续、实质性提高，这次的经济刺激实现了经济增长，未来再次面临经济增速放缓，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