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瑞士央行于北京时间12月11日16点30分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0.50%。此前，瑞士央行曾在11月20日意外降息100点。瑞士央行降息让市场预计其会成为欧洲地区首个把利率调至0的央行，原因是金融危机已严重影响到瑞士经济。
其实，从今年十月七大央行联袂大幅降息之后，各国的经济显着的恶化，迫使各央行持续调息，加拿大降至1.5％；英国、瑞典都在2％；欧盟央行本月初也降至2.5％；而日本目前为0.3％；美国的联邦资金利率在十月底已降至1％，市场预期近日可能会降至0.5％。也就是说，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或者说预备进入零利率时代了。
但事实是，日本在1980年代的投资泡沫破灭之后，金融体制受重创，经济严重衰退时，为维持经济的竞争力，日本央行挟巨额的外汇存底，而实行了零利率政策，以期让汇率偏低，来保持适度的贸易顺差，来支撑经济不致崩溃。但是日本的方法显然没有见效，纵然将利率锁定在零上，日本的经济就是没有起色，其萧条期更是长达十多年，日本人自称为‘失落的十年’。而同样的情况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时期也出现过，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利率已经低至于零线，但把再多的钱注入到金融体系里去，也不会流动，因为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借钱，这正如英格兰佬的俚语所说的：“你可以把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让它喝水”，这种态就是霍特里所谓的“信用僵局”。后来他的同胞凯恩斯把他拿了过去，搞了个新词汇叫‘流动性陷阱’，接合中国的实际，我却更喜欢用“信用僵局”这个词汇，关于这点，在我将在后面做出我的解释。在这里我谈的是需求面的东西。
而象美国那样的低储蓄率的国家，还存在一个供给面的问题，那就是在零利率的政策下，不仅没有企业敢借钱，同时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别人（不要忘了储户本身就是银行的债权人），因为放在床底下的钱，在经过通缩调整后，远远比放在银行还值钱。用另外一个角度看，总体需求曲线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时是呈垂直，也就是任何的刺激，供给面也好，需求面也好，通通无法拉抬经济。
在这种状态下，降低利率根本不能刺激任何借贷活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状态的呢，通过我对1929年的加息，虽然那次不是针对股票市场而是债券市场，以及这次的次贷危机前为抗通胀而加息来看，我更加坚信霍特里的观点：当采取过度收缩的信用政策时将致使大量的企业崩溃，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信用僵局”的状况就会发生。
霍特里针对这种状态的出现他也颇感无奈，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旦发生信用僵局的情况，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增加货币供给。我们近日看到各国的扩大公共支出、减税、发消费券等做法，就是来自这个理论的。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有人把我和他比，记得有人写文章说我是中国的克鲁格曼，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虽然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原则及对待工会组织的态度上我们有惊人的一致，但他基于的是社会道德因素的考量，而我基于的却是社会管制成本，他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学和社会道德层面来考虑的，而我仅仅只是从经济效益层面从经营的有效性来考虑，他坚持高税负，我却对此深表怀疑。这是题外话，不提。）主张现在是难得一见‘有白吃的午餐’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扩张做了就对了，承平时期财政扩张的任何后遗症，诸如排挤私人投资、造成通膨等，现在通通不用担心。所以他力挺奥巴马打算加码公共建设的财政扩张主张，认为不但没有后遗症，事过境迁后，还有留下不错的基础建设。只不过他也知道，公共建设支出缓不济急，计划和执行都需要时间，对经济无法有立即贡献，因此克鲁曼对短期的全球景气相当悲观。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是靠研究萧条而出名的，他知道要在经济掉入这种僵局前就应该大撒金钱，今天他正好在位上，他自然知道情况紧急。九月下旬，当众议院第一次表决七千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失败，很多人都担心十月一日的发薪日，很多大公司会发不出来，因为大公司赖以周转短期资金的商业本票市场，突然急冻。伯南克当机立断，让各联邦储备银行史无前例地直接用现金买大公司的商业本票，让市场再度动起来。
但这种方法见不见效，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伯南克还在他做教授的时候，就日本问题还开过玩笑说，日本银行很笨，连怎么撒钱都不知道，才会让日本景气低迷这么久。伯南克不愧是大萧条专家，学以致用，但他的政策是针对于美国的，把美国的情况照搬到中国来有些欠妥当，不要忘记了一个最基础的国情，那就是美国是个低储蓄率的国家，而中国与日本更接近些，基于东方儒家思维，储蓄成为这个地区人民的共性，但事实是，日本人虽然不及伯南克博士那样狂热于撒钱，但他们也撒了不少的，在1980年代的投资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不仅在货币政策上采取零利率政策，同时诸如公共支出政策、消费券、大型公共投资建设等罗斯福或者说凯恩斯的法宝，它都悉数用尽，（中国政府现在也在用，只是用的力度要比日本大的多，中央出台一个4兆计划，地方跟进到18兆，像搞大跃进一样。）但最后的结果呢，零利率兼大撒钱，却创造了一个对日本而言可谓耻辱地“失落十年”。
也正是基于美国与日本、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不好说伯南克先生是对还是他错了，因为他的政策是针对于美国的国情而出发的。虽然纵是在美国，这种政策，也并没有让伯南克先生象他做学问时那样从容，他的研究成果在当前的情势下有点力不能支的嫌疑了。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救经济成效不彰，下药的分量却愈来愈重，大家似乎都成为这些政策的试验品，不论成败，都要付出颇大的代价。
对于1990年代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来说，我认为其问题不是市场缺钱，（中国的银行系统里还躺着33万亿呢，）这和1929年大萧条不一样，（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中国危机远比美国要麻烦的多》里提到今天中国的危机与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有的一比，我所指的不是的危机结构，我是指的是他们的破坏力，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理解，）对于日本和中国这样高储蓄率的国家而言，其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信心危机。有钱的公司和银行不相信生意往来的对手，对方的信用无法查考时，生意就做不下去。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为什么不喜欢在中国问题上用流动性陷阱这个词汇，而更喜欢用“信用僵局”的原因了。所以我认为央行当前的挑战是如何来维持信誉（当然我特指的还是我们中国）。
当然中国今天的问题也有与1990年日本不同，却跟1929年危机时期的美国相同的地方，站在2008年的北京或者是上海或者是广州，我们回望“新政”前的美国政经状况,就像我们从国内跑到唐人街看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并不亲切但却那样的熟悉。“前新政”时期的美国如同今天的中国,是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而且,当年导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的种种因素,今天却在中国有了高清的翻版，“前新政”时期的美国政治具有寡头性质,且政府往往以血腥方式动用国家权力保护财产利益,今天在中国确很不幸，居然还存在这样的极端。“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今天的中国事实也是如此的。但在2008年代,对于中国的国民来说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粮票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除了极为富裕和极为贫困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高。
而改变这一切，实赖以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增加民众收入，压缩政府开支，改革现行的官僚运作体系的提法，我从2006年来一直在说，说的自己口干舌燥了，说的自己都成了祥林嫂嫂了，但人微言轻，还是不说的好，免得学了刘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