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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首脑在华盛顿举行的金融峰会，就像四川茶馆里的龙门阵一样，茶客来了，聊了，然后走了。峰会留下的唯一一条具有约束性的行动承诺是，明年四月再聚。
如此结果，令期待出现第二个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人大失所望。其实指望峰会达成协议，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切实际的。当年的布雷顿会议之前，各国进行了两年多的交流、准备，峰会本身也开了三个星期。美国的领导、美元的强势、各国的齐心，奠定了战后货币体制，成立了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战后重建和之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基础。
这次金融峰会，准备时间不足一个月，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对议题停留在各自表述。靠首脑们一夕晚宴、几个小时会谈和一个共同声明，来解决建立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根本就没有可能。何况此次峰会的主持人是已经成为跛脚鸭的布什，在新总统上任前美国难有实质性的承诺。所以所谓峰会，其实就是布什离任前再过一把号召天下群雄的瘾。拿今天的布什、布朗、保尔森，与当年的罗斯福、丘吉尔、凯恩斯比，演员阵容的素质就决定了戏码的分量和效果。
但是全球化的经济、金融、市场呼唤全球化的监管机制。资金的跨境流动和金融机构的跨国运作，使得金融业彻底地全球化了。但是监管机制并未与此共进，仍然停留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运作模式上。金融当局的货币政策以本国利益为目标，监管以本国国境为界限，援救以本国财力为上限。这种市场全球化、监管本国为限的错位，先酿造了一场世纪金融灾难，之后又凸显出救援行动不力、效果不佳的弊端。
金融的本性，就是杠杆、逐利，在不稳定中寻求市场平衡。缺少制衡力量，金融企业出事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金融市场彼此关联、衍生产品盘根错节的今天，一个金融事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火烧连营。面对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必须要有全球化的防范机制、应急机制和协调机制。
然而全球化监管与主权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矛盾。监管需要权力，而权力源于主权国家。国家本能地不愿将这种权力拱手让出，的确许多时全球监管利益和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而且全球监管人员的素质、能力也未必能令国家满意，未必能防范市场风险于未然。IMF应该是现实中最接近充当全球监管人的机构，不过IMF 那些负责监控的经济学家总给笔者以聪明的白痴的感觉。他们的资质和经济学知识无疑是一流的，但是一年到市场上巡逻两次，与市场人士聊聊，平时则关在办公室做模型、写文章，很难体察危机于未然，既不能事先预警，也难迅速提出可行的符合国情的急救方案。
IMF的架构基本上建立在资金不大规模跨境流通的前提之下，这个模式五十年前合理，但今天已明显落伍。建立一个与现代金融和跨国市场相匹配的国际监管机制，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注资，但是在多数国家财政上捉襟见肘时要钱，却大不易。何况如果发生类似次贷危机这样的全球性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监管机构根本不可能有财力救援。
在设立全球金融监管、救援、协调机构问题上，需要是存在的，但必须与现实条件相配合。换言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主权和资金，是全球监管避不开的两块绊脚石。从国际现实来看，全球监管只能是向欧洲央行那样，建立在多国主权承认和支持基础上的邦联式协调组织。由于G20国权利更分散、诉求更多样，监管的实际权力必然比欧洲央行小许多。
这个组织通过制定标准、程序和会计准则来规范金融企业的行为，将市场风险程度透明化，起到类似国际结算银行巴塞尔II条款的作用，对银行经营加以规范。在各国轻易可以取得共识的领域（如将CDS等衍生品放在公共平台交易）作出安排。
至于较棘手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政策，则必须与成员国达成共识，分别由主权力量执行。笔者心目中的全球监管机构，是G20下面的金融常设单位，负责日常监控、沟通，大事由G20财长会议决定，联邦储备局、欧洲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任常任理事。
G20峰会其实是有成果的，一个经济／金融联合国的雏形已大致形成。只是需要新任美国总统的认可，和各国的鼎力合作。中国在峰会前宣布的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尽管掺有水分，但获得与各国首脑和经济学家的一致好评。也许这4万亿为中国在经济联合国买下一张常任理事的票。
这是七十几年中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首次源自银行体系崩溃而产生的金融海啸，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跨国界、跨所有金融资产种类的财富摧毁（战争除外）。在金融创新和市场发展上，人类的步伐快过了自己大脑的控制能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痛定思痛，世界呼唤全球金融监管，且看“肉食者” 如何谋之。
（本文原载于经济通，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