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日圆贬值：将美日危机向中国转移 2001年底至2002年1月份，“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余音未绝，两件金融突发事件震动中国：一是股票市场暴跌近崩盘边缘，二是日圆贬值。事件之突然，严峻，趋势之不确定，使我们尝到加入WTO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滋味。 第一件是日圆急剧贬值，目前维持在1：135，估计会继续贬值，引起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连锁贬值，而把压力全部压倒人民币和港币。 1998年我们之所以能够支持人民币和港币不贬值，是因为美国经济好，美圆持续坚挺，中国只不过配合美国稳定世界货币而已。这次形势显然要严峻得多，美国经济的衰退带动欧洲日本经济全面疲软。人民币如果继续坚挺，将承担净出口严重下降的压力。当然中国可以扩大内需加以弥补，中国是亚洲各国最不怕日圆贬值的国家。但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每每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不但不能主动进行国际协调，发挥经济大国的稳定作用，反而火上加油，加剧经济不稳定，甚至要把整个亚洲经济推向连锁贬值，贸易保护战加剧的边缘，农业银行郑良方估计，日圆每贬值1%，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下降0。7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有一个巧妙的托词：“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能干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已提供确切数字，证明日圆贬值属于日本政府蓄意所为。 1998年日本政府曾经努力干预日圆贬值，一周之内外汇储备下降200亿美圆，就是说，日本政府曾经抛出200亿美圆收购日圆，只是在干预失效以后才宣布放弃干预。但是，在日圆跌破148以后，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压力下，还是出现了美国日本联合干预。 这次情况恰恰相反：9。11事件之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上升的115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政府立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两周内日本政府买进价值3。1万亿日元的美元资产。日本政府的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到4050亿美元，5个月增长420亿美元。就是说，日本政府抛出天文数字的日圆收购美圆，支持着美圆坚挺，而把压力向亚洲国家转嫁。美圆坚挺，采取了其他货币主动贬值的形式。 什么“市场决定”？说是“美日合谋”还差不多！如果世界霸主的美国一意孤行政治单边主义，亚洲经济大国日本一意孤行经济单边主义，迫使人民币和港币最终贬值，那么下一个贬值的就是美圆。国际货币体制的崩溃指日可待了。最终吃亏的，肯定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有启动内需的潜力，中国也不是国际货币体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 日本政府“以市场的名义”行经济单边主义之自私政策，给我们什么警告？------“市场经济”这个被新自由主义吹捧为“最符合人性，最美好”的制度，原来也可以被任意利用，作为许多坏事的借口。即使真是市场决定的什么东西，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破坏了基本稳定和国际关系，难道政府和国际社会不应该出面干预吗？某些自由主义者曾经大批特批社会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干了多少坏事，决心把“革命”彻底妖魔化。但是，难道同样的坏事，甚至更坏的事，不能“以市场的名义”做出来吗？这次，是日本人开了恶劣的先例。 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应该放弃“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可以考虑改变货币定值基础，由盯住美圆改变为盯住“货币篮子”，这个货币篮子以中国贸易结构为权数，以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水平的加权平均数决定的，日圆在其中占20%左右，因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20%左右。如果日圆变动10%，人民币将同方向变动2---5%。
另一个措施就是，在日圆贬值超过145，并且引起亚洲其他国家货币连锁贬值的时候，发起亚洲国家经济协调会议，与亚洲各国一起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日圆在120左右。如果日本政府继续放任日圆贬值，亚洲各国则应该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五．中国股市危机：未完成的休克疗法 中国股市从持续3年的大牛市，突然在2001年6月14日反转，半年之中跌到崩盘边缘，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崩盘的可能。究其原因，非常复杂，后果非常严重。 （一）人为“休克”使股市突然反转并濒于崩盘 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创历史最高记录2245.43点，到2002年1月29日，最低点1339.20点，跌幅40.36％，。股票总市值从总市值在2200点时为46000亿，1340点时为28000亿；把流通股市值从最高点的18161亿跌到9000亿，中国股民损失9000亿财富，特别是中小股民，80%以上亏损，一般都亏损50%以上，许多人亏损70-80%。这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来理解： 第一个阶段，起因2001年6月14日推出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到9月底以1760点收盘，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监管层面的加强整顿。管理层把2001年定为“监管年”，引起股市大跌的是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布查处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情况的通告。9月6日，证监会对银广夏利润造假立案稽查，该股连续15个交易日跌停。 与加强监管相配合，《财经杂志》揭发基金黑幕，吴敬链把股市比喻为“赌场”。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也曾经上书人大，坚决主张整顿股市，反对某些经济学家成为投机资本代言人和违规行为的辩护者。但是，我一直坚持在牛市中整顿。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下跌，理由比较充分，总指数跌去400多点，属于正常调整。关于以净资产为标准减持国有股的方案，在证券界基本达成共识，大家是作为利好来等候的。 第二个阶段，10月4日开盘以后，仍按原办法市场价减持22亿国有股。股指迅速下跌300点，至1514点的“政策底”。10月23日，证监会宣布暂停执行国有股减持有关规定，股市反弹。至年底盘整在1560点以上。这一阶段下跌原因是减持价格太高，特别是政策突然改变，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 这一阶段的舆论导向非常奇怪，不仅不鼓励信心，反而继续“唱空”： ----国内外传媒把吴敬链奉为“社会良心”，“中国的格林斯潘”，电视风云人物，许小年则被捧为香港的“新闻人物”。这就给了他们过大的话语权，他们对于股市的意见远远超过了普通学者和专家，成为能够影响股市走向的“权威人物”。 ----国际资本的代表性权威机构介入股市评估。以摩根斯坦利和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中国金融公司”，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许小年作为其董事兼副总经理，提出“千点论”。2001年10月19日，许小年主编的股市评论有把握地预期：“我们认为A股指数不会稳定在目前水平而会进一步下滑。”并严重低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与此同时，“推倒重来论”盛行，直至1350点时，许小年否认他讲过“推倒重来”，但坚持“千点论”，说到1000点时再谈也不迟。 另一位是以美国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在2002年1月29日股市最危急的时候，竟然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说：股市下跌与国有股减持无关，并且反对补偿股民损失。高盛公司早在2001年5月的评估报告中，就预见了“中国股市的大调整”。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当务之急是挤出股票市场的泡沫，长期任务是强化监管体系。。。。。。但在中国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水平及股票市值明显被高估的情况下，市场很有可能会发生相当规模的调整。”胡祖六的另一个评估是：中国1000家上市公司，只有12家符合标准。市盈率60倍太高，到20-30倍合适，即到1000点以下。 另一位梁翔（瑞士银行亚洲研究部主管）说，即使股市缩水70％，到700点，家庭财富损失总额也只有500亿美元，不到国内家庭总储蓄额的7％。假定真正的个人投资者有3000万，人均损失也只有1657美元，发生于工薪阶层中2％～3％的高薪收入者。负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不大。引起的违约贷款只占银行金融总资产1.5～2.0％，不必过度担心引发金融危机。上述评估是否在10月初影响了决策思想，对于理解股市在关键时刻取向下走势，至关重要。 第三个阶段，2001年1月份，股市暴跌至1340点附近，第一次反弹以后，决策层坚持不救市并且按照高价格减持国有股，造成第二次暴跌。 与股市暴跌相配合的舆论，一是“赌场论”的影响，二是“国有股全民有份”，不顾股民已经以数倍高价购买了流通股的事实，反对在国有股减持时给股民补偿。估计4000份国有股减持方案中，很少有直接提出补偿股民损失的，反映在《阶段性方案》中，必然损害股民利益，造成股市暴跌。 这次使股市得以稳定的因素，是面临春节。证监会在1月31日正式发表意见，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股市才初步稳定下来。 突然出现的中国股市危机，与9。11以后美国股市恢复形成鲜明对比，局势一下子从不利于美国变成不利于中国。有理由假设，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利用中国股市改革的机会，一方面以特殊的身份和关系影响决策者，一方面通过传媒界追捧所获得的特殊话语权，制造崩盘的社会预期。熊市预期会转变成为金融市场的暴跌，按照香港语言，叫做“唱衰”。本来不衰，总是唱衰，就真的衰了。中国的古语就是“三人成市虎”。胡祖六反对补偿投资者的观点，则非常明确地带有利益动机，因为中国股民的巨大损失，将在一定时机和条件下转化成为国际资本的利润和对中国金融的控制。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的恶果 目前局势究其指导思想，源于“新自由主义”。 第一， 这是在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背景下发生的。国内舆论导向出现巨大偏 差，过分强调“双赢”而忽视冲击，特别是那种金融崩溃式的突然冲击；所谓“融入国际社会”的提法更为不妥。决策的主导思想不是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金融战”思维，而是接受新自由主义思维。 第二， 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不顾国情强行打压股市，一方面忽视通货紧缩而 强化整顿，一方面不予补偿强行转轨。在统一股市时忽视股民基本利益，则是造成崩盘趋势的主要原因。 第三，迷信外国专家和评估机构。即使外国基金没有政治目的，单纯的盈利动机，也需要把中国股市打到800点甚至500点以下。我不相信外国资本会在1000时大量进入中国股市。H股，B股价格那么低，他们也没有进。中国大多数股民的持仓成本是1800---2000点，机构的持仓成本是1600---1700点，抄底的外国资本，绝对不会给中国股民解套。他们只有在800点以下抄底，才能够有足够的炒作空间。他们将把中国的股市控制在800---1500点之间，或者更狠一点，300---1000点之间，才符合他们的“理性回归”，“市盈率”标准。我们如果纵容股市跌到1000点，可能就意味着进一步崩盘。 第四，低估股市突然崩盘的可能。半年以来股民及社会的信心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不是轻易可以恢复的。国际资本看到我们崩盘的可能性，就不会轻易进入中国，他们也是卖涨不卖落。当年苏联以自我瓦解，并没有换来国际资本的进入，反而因为丧失了社会稳定，破坏了投资环境。阿根廷的金融崩溃正在发生。所谓“转轨”过程中，失败者多，成功者少。 第五，低估股市崩盘的影响。 在联合国工作的朱嘉明认为： “在中国，必须重视中国股民的主体的资产构成。中国股民的主体与发达国家，甚至港台地区股民的主体，在资产构成上是有相当差异的。在成熟市场经济下，股民的财产首先体现在诸如房屋这样的不动产，诸如汽车这样高价值的耐用消费品，在金融资产方面，有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而且，他们从有就业机会开始，就开始积累着各类保险、退休基金、子女的教育基金。此外，还拥有一定数额的储蓄。特别是在欧洲福利国家，居民从事股票投资，其生活质量与安全的底线就更高了。而在中国，股民中，拥有房屋、汽车、各种保险基金、退休金的比例是相当低下的。其中，有相当的比例股民，‘房无片瓦，地无一垅’，用工资和有限储蓄购买股票，更有甚者，举债投资。简言之，发达国家股民的股票仅仅是他们金融资产的一部分，而他们的金融资产则又是他们全部财富的一部分。中国股民的主体则是在没有完整的金融资产、不动产、高价值耐用消费品，甚至在没有退休基金、医疗保险、生命保险、教育基金的前提下，进入股市的。那么，在不可避免的股市波动前，两类股民的承受力与社会后果是根本不同的。一个社会的发达与股市成熟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构成，以及居民财富的多样化。 第三，在中国，股市的供求双方的均衡是脆弱的。其一，发达国家的股市上升，源于供大于求所致。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执政期股市的急剧上升，是与大量资本进入了美国的股市分不开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尤其显著。在中国，在开放B股之前，作为相对封闭的中国股市，供方就是国内资源，而且上市公司的股票分割为流通和非流通股，因而“供”大于“求”本身含有相当的局限性和虚假性，仅仅是在总量大体不变，资本流向结构的调整。其二，发达国家的股市的下落，并非是“自由落体”。这是因为支持股市的“求”方，就主体而言，有着相当稳定的经营记录。例如，兰筹股历来的波动幅度是有限的。而中国的股市已经十年，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兰筹股。常常出现各种股票价格上升与下降的趋同现象。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提供的教训是，由于股市的“求”方没有中坚力量，一旦发生股灾，就会发生“自由落体”现象，对于这种可能性，要高度重视。其三，发达股市发生危机之后，扩散方式相对缓慢，利息调整作用明显，恢复周期相对短。亚洲金融风暴提供的教训表明，非发达国家股市一旦发生危机，扩散方式如同多米诺骨牌，自愈能力差，利息作用微弱，恢复周期长。简言之，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要求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需要对中国股市可能的危机持有必要的忧患意识。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中国股市的坚实的微观基础，改善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 第四，第三，在中国，既要看到股市处于初级阶段，更要看到历史进步，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股票市场仅有十年历史。但是，这决不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股票市场就必须经历西方国家股票市场所经历的黑暗时期。那种过份强调不可避免性，而忘记了历史已经进步了，忘记了人类已经付出了那么多教训，有了那么多的现成经验，是相当幼稚的观念。英国工业革命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曾经伴随着惊人的黑暗与罪恶。这决不是说，中国要工业化，要进步、要发展，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与承受这样一个过程的代价。因为历史进步了，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了，许多经济发展史，包括股市历史的教训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的沪深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电脑化，并没有经过“黑板”阶段，硬件如此，很多“软件”方面同样是可以“跨跃”的。中国股市的发展只要充分吸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经验教训，并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才可能有光明前途。” 朱嘉明是80年代中国改革智囊“四君子”之一，现在联合国工作，观点就不同于那些国际基金会。中国股市如果崩盘，其结果将极为严重。人民当中最有购买力的富裕阶层将受严重损失，影响住宅，汽车和旅游业；股民将丧失信心而挤兑保证金，银行保险房地产可能发生连锁崩溃；特别是证券公司将陷于破产而被外国资本轻易收购，这可能就是国际资本在抄底赚钱之外，更直接的目的。 六．对策，理论与立场 （一） 重返牛市的基本措施 如何度过这次股市危机，造成“多赢”？必须首先恢复牛市。中国具有牛市潜力，关键在于政策能够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第一， 股市改革的损失应由政府承担，不能侵害股民利益。中国股市流通盘价 格高的主要原因是2/3的股票没有流通。如把国有股上市，股票市场肯定会出现“理性回归”，从2000点下降到1000点甚至更低。如果政府不承担转轨成本侵害股民利益，就会造成崩盘。政府决策层如果急于把股市结构与国际接轨，就应下决心补偿现有流通股的股东。 10年以来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达7000亿，国家征收印花税2000亿左右，股市中黑幕重重攫取大量财富，中小股民的投资回报大多数是股票而不是现金，所得利润分红不过90亿元。一级市场对他们发行的股票，已经有30-40倍的市盈率，他们比国有股东多花数倍的钱，才获得同样的股份，股市分裂下的“圈钱机制”，实际上把流通股股民应得的股份，暗中转移给了国有股股东。如果与国际接轨，实现全流通，统一股票市场，就必然把国有股和流通股在价格上拉平，流通股价格暴跌。于是，谁来承担流通股股东的损失就成为关键问题。 “股市投资风险自担”指的是非系统风险，即选错股票的风险；由政府政策造成的系统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特别象国有股流通这样的制度性重大变革。公平的办法是无偿返还一部分国有股给流通股股东，做到同钱同股，这就会把减持国有股的政策从利空变为特大利好，恢复牛市。另一部分国有股直接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市平准基金使用。政府可以同时开征股票所得税，企业和银行上市可以加速进行，政府收入反而可以增加。 第二，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定人心，恢复信心。应批判妨碍股市发展的观点： 1．“推倒重来论”。 否定中国股市10年的艰苦历程，是中国文化革命中所盛行的“不破不立”和萨克斯“休克疗法”的翻版； 2．“千点论”：所谓“市盈率”标准是一种洋教条，中国的股市是分割的，不能以流通股的市盈率代表全部股市的市盈率； 3．“赌场论”，把3000万股民家庭划为“不劳而获的赌徒，投机不成蚀把米”，造成社会对股民的道德歧视，否认中国6000万股民做出的巨大贡献，成为剥夺股民的理论基础。许多经济学家极力为民营企业争取利益，包括同情非法的行贿漏税行为，但对于股民的合法炒股行为，却认为可以由政策随意损害； 第三，发挥牛市潜力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减持方案。所谓“强有力”，首先是政府承担大部分转轨成本，标准就是能够吸引大量场外资金进入，重归牛市轨道。具体方案有张卫星的扩大流通股方案，缩小国有股方案，回购并注销国有股方案。国有股的比重会因此而降低，政府可以根据安全需要，有意识地购买战略产业的股票保证控股权，在其他企业可以退出。这是一次大规模产权调整。 第四，必须一次性解决。如果政府采取按净资产分期解决，甚至延长到10年。股市仍旧有崩盘可能。任何熊市预期都会造成崩盘，尤其在社会信心不足时是如此。许多种延期解决的方案，都主张“搁置存量”。-----这样滥用渐进改革原则，又犯了不懂“虚拟”的错误。股市是虚拟的资金流，存量和增量是分不开的，只要增量有变化，比如实行新股全流通，开辟创业板，允许外国企业到A股上市，都会引起资金撤离主板市场直至崩盘，把新股和创业板炒成更大的泡沫。任何“拖”的方案都是变相的“推倒重来”。如果主张“拖”，上述改革就要全部停止。 第五， 加强监管，在原则是永远没有错误的，但是在具体实行时，应该考虑大 环境。目前，凡是不利于股市稳定，影响牛市形成，加剧通货紧缩的整顿和监管，都应暂缓。对于“银行违规资金”和“大户操纵”，应该有明确和比较宽松的规则，以利于牛市的形成。不能在加强监管以后，把中国股市搞成一个“成熟的死市”，从而丧失了中国股市的特殊功能。中国本来就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也不可能先于整个社会而自己成熟。“水至清而无鱼，人至察而无徒”，股市虽然黑幕重重，其他方面也未必就干净。美国股市又如何？安达公司事件已经打破了我们的幻想。对于中国股市的问题，应该在发展和利用中逐步完善。 第六，这次股市突发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就是中小股民以撤资形式，维护自己的合法合理利益，反对转轨和改革过程中的剥夺。 中国改革近年来重大偏差，就是接受新自由主义信条---造就两极分化有利于社会发展，因此在一系列改革中，没有充分补偿弱势群体，比如高价出售公房，不能保障退休养老金，对农民低价征地等等。这次也是如此，对于3000万股民家庭，9000万人切身利益，7000亿损失和20000亿资金被套不予重视，准备把政府政策造成的转轨损失由普通股民承担。 但是，股民毕竟是我国社会中有购买力，有社会能量的利益群体，他们从事虚拟资本运作，有电脑连网，可以通过“用脚投票”表达意志，股票指数就是数千万股民意志最迅速最集中的表达。比起工人农民，股民的组织程度高，组织成本低，利益密度大，如果出现系统性剥夺，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是抛股票。在虚拟经济的股票市场中，不是象抢农民一块地那样，想抢就抢得来的。股市崩盘，股民受到巨大损失，政府任何利益也得不到。在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如果政府坚持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不惜“多输”，那么剥夺股民并且自我损失全部国有股之后，必定有更大的剥夺出现----国际资本的目标将是居民存款和农民承包的土地。 2002年上半年，中国股市以至整个经济已经处于关键时期。 （二）必须中止“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误导 中国能否克服金融突发事件的影响，在世界经济衰退中发掘牛市的潜力，内部需求的潜力，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至今仍未有答案，关键是能否克服“市场教条主义”的影响。 中国极少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操纵舆论，搞论坛，立规矩，“妖魔化对手”一系列办法，已经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建立了话语霸权。他们贩卖的是西方80年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90年代的中左翼思想。他们的行为，类似于萨克斯当年在苏联的“休克疗法”。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超过中国文化革命时期，都是不顾国情，让人民为他们的“理想主义”而牺牲，为了实现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历史，不顾国情，不要安全，不择手段，不顾代价，不顾人民利益。特别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咒骂贬低和嘲笑老百姓，主张以改革之机剥夺弱势群体，以开放之机出卖国家利益。如果完全按照被发达国家所定义的“全球化”，“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民族国家就谈不上任何“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我今天这篇以“超限战”为基本方法的分析，或者就是为建立我国“经济安全战略”，提供初步理论基石的尝试。 是否有阴谋，是永远拿不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的。但是反对者也拿不出没有阴谋的证据，都是方法论上的假设，各种假设都是等价的。从认识论角度看，康德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恩格斯说“人是自然创造的，自然又是人创造的，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靠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列宁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并不是象照镜子那样的直观反映，而是“主观能动地反映”。 当人类出现以后，自然界就不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类所感知，所改造的自然界，马克思称为“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根本不存在“纯粹客观的方法论”，更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和假设作为唯一的真理。 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受制于自己的生理特点，感觉和思维结构。比如人类直接感受可见光，蚂蚁感受紫外线，蝙蝠感受超声波，不同生物所感知的外部世界就不一样。至于人类自身，认识问题也有主观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就叫做“立场，观点，方法”。新自由主义者标榜“经济学不讲道德只讲实证”，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实证过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利益分配。这次股市风波中的利益问题，也是我这个被他们有意识长期排斥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实证出来的。他们排斥和妖魔化我的原因，就是我的实证性。只有站在大多数人民和国家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才能够进行真正的实证，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掩盖的。 既然都是理论假设，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我们就应该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上，按照形式逻辑进行公开的辩论，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为什么我不得不采取 “金融战，超限战”的思维去分析金融突发事件，是因为不如此，在逻辑上就无法论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性。所有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和政策，在理论上就会成为反对全球化，市场化，阻碍历史进步的落后制度和措施。前一段中国的“精英层”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只要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就一定是这个结论。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永远无法“正名”。 采取什么方法，的确与人的立场有关。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左”倾教条主义之苦，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革命仍有切肤之痛，因此忽视了“市场经济右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许多人苦于中国改革阻力太大，把希望寄托于外力如加入WTO，他们对于外国资本和休克疗法，抱理想主义态度，甚至主张不惜代价。许多人身处“精英层”，实际上已对中国前途丧失信心，只知道自己捞取利益，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安全问题。如果说所有一切都要归罪于“左倾”和文化革命，那么可以说，目前的市场教条主义，就是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惩罚。 无论处境如何困难，无论我们的思想如何被人边缘化和妖魔化，我们仍旧充满信心和斗志，因为我深知，无论政府，体制，社会和人民有多少缺点，国家安全是不能不要的，在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中国，休克疗法是不可实施的，因为我们休克不起。历史上28个半布尔什维克几乎毁灭中国革命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新的洋包装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当你不怕他们的封锁，言明真象以后，大家就恍然大悟了。 希望这次反对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并且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转折点，成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新的出发点！ 2002．2．9．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2。1。28。 2．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张文海编写 3．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200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