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即使不搞投资扩张，中长期财政形势也不容乐观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预计为0.6%，明显低于3%的警戒线；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预计为19.5%，也明显低于30%的警戒线(说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高于40%，其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60%；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国债负担率不宜突破30%)
。但是，就当年偿债支出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而言，2000-2006年一直在17%附近，2007年降至12.7%，早已明显超出10%的警戒线；就当年发债规模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而言，2000-2006年在22%与26%之间，2007年升至46.7%，而该指标的警戒线为25-30%。由此可见，在四项财政风险指标中，只有两项指标尚未达到警戒线。
未来3-5年，税收的“自然”下滑、财政支出的惯性增长、以减税增支刺激经济、花钱买体制、填补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1.4万亿元不良贷款(纯政策性剥离) 所形成的损失(大约12000亿元)、救助地方财政和银行体系等一系列减收增支因素将会使中央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
——经济形势恶化将使企业和居民的纳税能力显著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税收增幅将“自发性”下降，而且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减税的政策。失业率的上升则要求各级政府相应增加失业者救济支出。
——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各类民间投资的下降，将使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锐减。因此，未来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可能逐步陷入财政困境，中央财政将不得不拿出财力救济地方财政。即使允许部分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也依然是地方财政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根据国内外大级别经济波动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预测，到2011或2012年，中国银行业可能陷入整体性困境。到那时，政府将不得不对银行体系出手相救。
——基础价格的人为压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如不大力推进价格体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将永难走出“内需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讲，推进这些改革就是政府“拿钱买体制”。离开强健的财政实力，这些改革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而且可能被长期延误。
二、财政政策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富于理性并着眼于长远
从上述情况看，中国政府应当理性地看待本轮经济调整期间经济增长率下滑或GDP衰减，不能为了眼前一两年的GDP而不遗余力地增加投资性支出，应当更侧重于利用财政资源和财政手段支持核心领域的改革，并且为救助地方财政和救助银行体系预留足够的赤字和负债空间。
假如政府2009-2010年为抑制GDP下滑而过度增加投资性支出，2011-2012年又不得不救助银行和地方财政，则很可能因赤字过大、债务负担过重而无力推进核心领域的改革。如果财政政策犯下“得近失远”、“治标失本”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付出巨大代价。
我认为，即便是GDP面临几年的下滑，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进行突破性的变革，百姓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稳定度将依然是上升的。如果能彻底解决基础价格抑制和事关民生的各种体制问题，中国经济即便衰退几年，也依然不失长远的光明前景。
还需强调一点：如果不纠正过度依赖外需、片面追求GDP增长率、以扭曲的体制和政策支撑企业向全世界甩卖商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将沦为“世界长工”, 也将越来越受制于外部资源供给环境和外部市场环境, 经济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希望将变得极其渺茫。
三、大搞投资扩张不仅阻挡不了经济危机的延续，而且可能使财政风险全面越过“警戒线”
在经济景气下滑周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刺激和提升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放松货币供应的主要作用在于配合政府支出的扩张；降息的主要作用在于减轻所有负债者的债务负担。因此，如果很看重短期的就业率和GDP，在经济景气下滑周期，政府就只能按凯恩斯主义的老套路用扩大财政赤字的办法增加有效需求。
政府已提出为期2年、投资规模约为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资金来源的具体结构尚不清楚，中央与地方财政出资规模可能达到2万亿。如果2009年政府投资性支出为1万亿，则同比增幅大约为25%。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如果美欧日经济衰退幅度为1%，中国GDP增长率就可以达到6.2%；如果美欧日衰退幅度达到2%，中国GDP增长率就只能达到4.2%；假如美欧日衰退幅度达到3%，中国GDP增长率就只能达到2%；假如美欧日衰退幅度达到4%，中国GDP则会衰退2.1%。
如果美欧日(尤其是美国)只实行适度的刺激政策，其2009年的经济衰退幅度很可能超过2%。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政府将2009年投资性支出扩大到11800亿元(同比增长约50%)，中国GDP增长率也仍然低于6.2%。当年财政收支差额(不含债务还本付息)将扩大到42000亿元以上,财政赤字(包括2009年预计的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15.1%,高于警戒线12.1个百分点;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30.7%,突破警戒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高于40%，其政府债务余额站GDP比重的警戒线为60%；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因此，政府债务余额站GDP 比重不宜突破30%。
即使美欧日2009年均实行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经济衰退程度也很可能达到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要达到8%的GDP增长率, 财政的投资性支出必须超过11400亿元；由此导致的财政收支差额将超过38000亿元，财政赤字(包括预计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14.1%，高于警戒线11.1个百分点；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29.6%，也达到警戒线。
衡量财政风险的另外两个重要指标实际上已经达到或十分接近于警戒线。就当年偿债支出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而言，2000-2006年一直在17%附近，2007年降至12.7%，早已明显超出10%的警戒线；就当年发债规模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而言，2000-2006年在22%与26%之间，2007年升至46.7%，而该指标的警戒线为25-30%。未来几年，经济形势恶化将使政府财政面临自发性的减收增支压力，即使政府不搞投资扩张，这两项风险指标也会进一步上升。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国家财政是抵御经济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财政形势恶化，原本作为“医生”的政府就变成了自身难保的病人，经济金融危机就会像溃堤的洪水吞没一个个城市和乡村。因此，不能不顾财政自身的安危，大搞投资扩张。在经济金融危机阶段，一定程度的财政扩张往往是必要的，但扩大的支出应主要用于解决最具全局和长远意义的本质问题。注射一些吗啡，暂时减缓患者的痛苦可能也是必要的，但合格的医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病根的诊断和治疗上。
以上分析表明，财政自身的风险度不允许中国政府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以扩大投资的方法追求“保7争8”目标。而且，如果美欧日经济衰退幅度超过2%，中国政府“保7争8”几乎注定是不能实现的(不考虑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可能的失真)。
如果2009年政府最大限度地扩大投资性支出，而2010年又迫于财政风险而不得不降低刺激力度或放弃“刺激思维”，那么，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很可能以急速衰退的方式滑向更痛苦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