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曾经提到，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摆脱经济衰退，可以将货币埋藏在废弃的矿道，让人去开采，这样对经济刺激的效果不亚于真实的矿产开采。这一说法代表了凯恩斯对经济调节的看法，但是毫无疑问，他所提出的这一方法多少有点荒谬。以前国内一些经济学者曾经按照他的思路，提出灾害（因为灾后的重建）也会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引起很大争议。经济调节，不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方式，都要讲求效率，不能为了调节而调节。
受到内外环境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刺激经济发展，防止经济陷入衰退，而于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围绕着这一主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用以刺激经济的4万亿的中央财政支出方案和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财政支出。这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方案，是我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而制定的规模较大、涉及面较广方案，通过该方案，可以传达中央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决心，从而有效防止我国经济陷入衰退，其正面意义显而易见。然而，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经济调节的主要方向，如强调了涉及民生、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作为投资重点，但是如此规模的经济调节措施，如何才能保证在实际操作中不走样，达到预期的调节效果，发挥投资最大的效应，是令人关心的。我认为，只有和长期经济发展的趋势相联系，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消费（国内消费）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最为重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不断降低，从上世纪80年代的62%降低到2005年的数字的52.1%，居民消费率则从1993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则维持在78%～79%，可以看出其中差距很大。正是国内消费率低，才迫使我国走向了一条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例如，我国贸易对外贸易依存度（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不断增长，从1985年的23.1%提高到2005年的63%。外贸依存度过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非幸事，导致我国的经济极易受到国外经济环境和贸易政策的影响。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内消费不足。对我国而言，大力促进国内消费，不断提高最终率，才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途径。
造成我国最终消费率比较低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工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比，长期偏低，导致居民无力消费。据统计，我国工资占GDP的比率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这与国家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富民穷”的环境下，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必然缓慢。另一方面，各项改革尚未到位，存在诸多让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还没有到位，在这方面居民的经济负担很大，使人不敢轻易消费，必须要拿出相当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单就住房来说，就存在巨大的挤出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房地产每期还款金额将挤出70%的相应消费额，如果考虑到为买房准备攒钱而产生的消费额的缩减，挤出效应还要更强。可以想象，在高企的房价下，会有多少的资金被挤出消费。另外，我国国民收入差距比较大，也是导致最终率比较低的一个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也相对较低，而低收入群体则比较高。而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较大，低收入群体增长率偏低，在客观上导致整体消费率比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数额庞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在提高最终率上真正倾斜，将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那么，那些措施会最终提高最终消费率呢？
不断扩大就业并提高广大居民收入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应该说，财政支出用于任何项目建设，都会在短期内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效缓解就业岗位不足的状况。然而从长期来说，这些财政投资应该用于那些容易催生出较多企业或者解决一些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的项目，这样才能从长期提高就业岗位的数量。同时，还要加大在公共性培训方面的投资，这样可以提升职工的素质，提高他们的就业机率。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城市—农村在就业上的二元结构，尽快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歧视性措施（如社会保障），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从长期来说，这对提高我国平均的收入水平大有益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会加剧就业的矛盾，但是前几年我国出现了“民工荒”，相信在金融危机过后，这一现象可能还会出现，因此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同时，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职工收入水平可以不断提高。长期以来，我国的职工特别是广大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而我国于今年实施的劳动法就是针对这一措施而修改的，但是遗憾的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原因，这一法规已经暂缓实施。然而，从长期来说，从立法的角度保证职工收入不断增长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只是在具体规定和实施方面，可以更加灵活，增强其适应性。
另外，减少各种税费负担，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重要措施。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明显偏低，导致收入并不是很高的群体也要负担税负，因而提高起征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并且最好将起征点的调整常态化。最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援助力度，不断提高援助的标准，不断对于保证社会公正十分必要，对提高最终率也很重要。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保障性住房具备价格比较便宜的特点，可以有效较少购房者的负担，因而加大保障住房的数量可以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减少房地产行业对其他行业在消费上的挤出效应。目前存在的问题上，保障性住房存在位置过偏、价格绝对水平依然较高的问题，由于保障性住房在交易转让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保障性住房的吸引力相对仍然不足。如果在以后在建设过程中，对保障性住房存在的这些问题予以改进，相信它可以成为广大如何购买条件的居民购房的一个理性选择。
当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前的商业房地产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我国目前的房价与居民收入相比，已经显著偏高，如果继续维持这一水平，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并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比，还是长期利益更为重要。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照样可以产生拉动作用，这样就能抵消因为商业房地产项目受影响而导致的不利作用，因此不会出现有人估计的那种极其可怕的局面，而在长期上，其正面作用则不可低估。
不断改革各项涉及民生的问题
涉及民生的问题，如医疗、教育等，居民必须面对而无可选择，而目前在这些问题上广大居民负担过重，特别是与国际上一些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好的国家比较，我国政府在福利的提供上显得极其薄弱。虽然我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与这些国家不同，很难完全仿效这些国家提供相同水平的福利，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就不应该加快各项福利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提高广大居民的福利水平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很多人实质上处于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因而加快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改革步伐，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受到现实性因素的影响，很难一步到位，但是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改善。特别是政府在财政支出的实际使用方面，在这方面应该大力倾斜，这可以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进度。无疑，如果这一点做到，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会大大减少，而由于农民收入绝对水平低，其消费倾向比较低，那么在宏观上也可以提高最终消费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