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4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会上大肆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与会嘉宾拂袖而去（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
笔者认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与茅于轼教授在会上大肆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论点是非常错误的。 茅于轼教授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有两个论据：一是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二是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茅于轼教授忘记了中国的一个最大国情—13人口，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粮食确实取得了连续五年的增长，2008年总产量达到了10500亿斤，人均800多斤，成绩很大。这主要得益于中央这几年对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但同时必须看到，这几年天公作美，雨水充沛，自然灾害少，自然条件好，也是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消除“靠天吃饭”的状况。13亿人的饭碗还不是“铁饭碗”，最多能算个“木饭碗”。 至于茅于轼教授谈到的“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把13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寄托在国外和国际市场，是拿13亿人民的生存开玩笑。数据显示，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如果13亿中国人吃饭出了大问题，正常情况下全球市场根本供应不起。在特殊情况下问题更加严重，比如：全球饥荒、战争、贸易争端等。去年底今年初世界性粮食危机刚有出现苗头，大米主产区的泰国等国就开始限制出口，导致香港、美国、欧洲等国市场抢购囤积粮食，导致非洲发生大面积饥荒。当时，温家宝总理在出访国外时被问到中国的粮食问题时自信地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时过不到一年，一些专家怎么可就忘记了？同时，中国粮食若依靠国外和国际市场，一旦发生贸易争端，可能成为对方谈判的筹码；一旦发生战争，进口全面禁运后，中国13亿人饥荒就会全面爆发。把13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寄托在国外和全球市场，那是“靠屁吹火”理论。 茅于轼认为，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是错误。他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粮食单位产量的大幅提高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的，是有袁隆平等一批农业专家的辛苦研究和试验取得的。这只能说明我国农业科研取得的成果。土地虽然在减少，但是，必须有一个极限。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对粮食产量的促进是有一个度的。要求1亿亩耕地产出10500亿斤粮食，起码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实现。18亿亩耕地，人均一亩三分八，仅仅能够维持13亿人的口粮需求，加上工业用粮，中国粮食缺口并不小。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靠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即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一方面靠提高生产能力。目前的条件下，靠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单产已经很难了，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养活起中国13亿人口。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无异于拿13亿生存在开玩笑。这也是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的原因。
茅于轼教授认为，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延缓和束缚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笔者认为，在土地国有化阶段，土地数量并不是决定土地价格的主要因素。土地价格之所以不断攀高，主要是地方土地财政和唯GDP政绩导致的。并不是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导致土地价格高涨进而导致房价上涨的。 笔者对茅于轼教授把城市化理解为几亿人口都要进城，不敢苟同。中国八亿农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城镇化只能通过改造就近乡镇等措施实施本地本土城市化和城镇化。城市化就要求8亿农民都进到城市或者大城市根本不可能。 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是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危害和影响将是十分严重的。必须旗帜鲜明地说，不容专家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