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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城市化》2008年11月刊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再到统筹发展的三个阶段，实现了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多轮驱动”的新格局正在逐步成形。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的深化，这预示着中国区域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区域发展三十年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作了一系列调整：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开放，逐渐到沿江、沿边开放，再到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从而使中国区域经济逐渐呈现出“多轮驱动”的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到“八五”，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是“六五”到“七五”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对改革开放前近30多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反思的结果，也是在综合考察当时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以及吸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七五”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重视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的准备。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就指出，在产业发展和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这些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逐步形成了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公路交通沿线和沿边地带”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立体交叉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在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为迅速提高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而做出的。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能量，并以东部发达地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
“九五”以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战略的实施，促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不仅显著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明显提升了其对全国整体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高于改革开放前的速度），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同时，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如，1978—200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4.1%上升到52.8%，上升8.7个百分点；中部则由21.8%下降到20.2%，下降1.6个百分点；西部的份额由20.1%下降到17.1%，下降3.0个百分点；东北的份额由13.9%下降到10.0%，下降3.9个百分点。同期，东部人均GDP与中部人均GDP的比值由1.69扩大到2.02，与西部的比值由1.85扩大到2.42；与东北的比值由0.84扩大到1.39。
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加大，不利于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制约着东部地区的发展，还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开始酝酿对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1995年后，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构想，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时，中央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并先后于1999年、2003年和2005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
经过“十五”时期的不懈努力，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中国区域发展的格局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突出表现在：（1）虽然东部虽然仍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呈现了缩小之势；（2）北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3）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几何重心呈现强劲的北移趋向；（4）省际之间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基尼系数衡量的发展差距有所减小；（5）区域产业分工与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在孕育，并形成了一批具有紧密联系的经济圈（区），如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京津冀都市圈、辽中南城市群、成渝经济带、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及政策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保持领先的优势地位，发展的差距在短期内不仅难以缩小，甚至还有可能会继续拉大。
“十一五”以来区域统筹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将“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整个“十一五”时期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并全面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国家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勾勒了走向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
根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一五”规划将中国现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即继续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等已经形成的区域战略和政策，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二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中国幅员辽阔，地域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的功能也应当有所区别，因此应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且，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来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三是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时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为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发展方向。
由于自然条件、区位等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各区域发展水平、速度不同，也是必然的，因此，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片面强调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不现实的。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为此，要建立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不同区域民众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还将“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列入了2020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农村改革作为新时期改革重点，将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作为国家重点任务，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即将迈入一个崭新的局面。
经验和教训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完善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
发展战略促进了全国经济整体上实现持续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的3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8％以上，比改革开放前均衡发展战略时期提高近4个百分点。沿海地区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以11.2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的高速增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国内生长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分别达到了9.75％和9.13％，全国有11个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10％。这样的高速增长不仅在中国，连世界上都是少见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各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
比较突出的有：一是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区域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显著，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都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东部膨胀病、西部长期落后、中部边缘化、东北衰退等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整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是在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同时，区域经济的结构问题也凸现出来，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个区域都以竞争的姿态来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争相发展市场上销路好，附加值高的产品，导致各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三是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增多，区域经济秩序紊乱。各区域通过对本地市场进行分割，或者通过行政手段硬性限制或加价、征收附加费用等设置贸易壁垒，排斥外地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同时，限制本地的资源流出，在涉及区域之间的经济纠纷时，不顾有关法律规定，袒护本地的经营者，失去了解决纠纷的公正立场。在区域之间的合作中，不遵守协议，不愿意承担责任和义务，结果导致合作流产的事情经常发生。地方保护主义不但导致区域经济秩序紊乱，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紧张，而且还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四是现行政策对于控制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福利差距还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区域自然条件差异难以改变，但是在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上必须缩小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平衡发展，全国出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压力凸显，能源紧缺、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不断发生。压力的内涵和大小在东中西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有利于优化区域分工，开发西部市场，使东、西部互为市场，最大限度地拓展国内市场空间。
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较落后的地区）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而且其辽阔的地域和约占全国60％的人口还可以为全国（包括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东部沿海地区领先发展的经济则有望成为带动全国（包括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情况使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起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
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循环应以内循环为主，发展经济也只能走国内市场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的道路。中西部的资源产业优势如果不和东部结合，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而离开中西部地区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这个后盾，东部的高速发展也难以为继。
在区域协调发展大目标前提下，要承认区域差异和区域竞争，提倡发挥市场机制促弱变强为基础作用的适度竞争。
这即是说，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自主合作、自由交易、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同时国家要通过利益机制、政策制约和信息导向限制恶性竞争。与促进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现行政策在促进各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区域协调发展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竞争和不协调行为。
区域协调的主要标志，在市场经济和统一市场条件下绝不会是传统的静态表现出来的产业“合理分工”，而是混合分工和相互渗透（一体化）格局形成、差距缩小的动态过程。从发达国家区域关系变化历程看，在某个时期内，区域利益冲突加剧，甚至差距急剧拉大也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从总体战略需要出发，有时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中国的倾斜式发展战略尽管拉大了地区差距，但总体而言，是共同前进中步伐快慢的差异，总体上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东部更快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中西部发展，为中国迎接新世纪国际经济竞争赢得了时间和机遇。但从协调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又不能不高度重视当前区域失衡的严重性，高度重视差距带来的重大隐患。也就是说，区域关系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到了把区域协调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的关键期。
目前，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镇群、京津冀都市圈已经比较成熟外，已初露端倪的有山东半岛城镇群、辽中南城镇群、中原城镇群、长江中游城镇群、成渝城镇群和关中城镇群。大大小小的城镇群和产业带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对“诸侯经济”形成冲击。
中国区域发展展望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在东部地区表现最为充分。面向未来，中国既不可能牺牲东部地区的发展来换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也不可能放任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惟一有效的选择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国家战略的适当部署下，把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发展纳入全国的发展规划总目标之下，充分利用四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地域联系，建立非均衡战略下的区域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四大地区在互动过程中的统筹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系，以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实现国家战略的部署。
增强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索形成既各具特色又有机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
打破东、中、西部和东北的界限，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等因素，进一步明确各区域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发展重点等，从而确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人口迁移和流动管理政策、就业政策等的基本导向。
城镇群将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建设方针的改变，抑制大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将不复存在，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中等城市最有发展潜力，且多是区域经济的中心，随着户籍制度的根本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中等城市将迅速成长为大城市。到2020年，我国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将超过100座，5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将超过200座。绝大多数的地区级城市都将跻身于大城市的行列。各省范围内都将形成多个经济中心，各省的经济中心有可能与行政中心出现偏离，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区会逐步改变省内单一经济中心的格局，逐步发展起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此趋势下，新的城镇群将不断涌现。目前，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镇群、京津冀都市圈已经比较成熟外，已初露端倪的有山东半岛城镇群、辽中南城镇群、中原城镇群、长江中游城镇群、成渝城镇群和关中城镇群。大大小小的城镇群和产业带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对“诸侯经济”形成冲击。
重点战略地区将成为新一轮区域发展的增长点。
随着“十一五”和十七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实，特别是广西北部湾、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新区成为我国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的确定，以及成渝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区域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样的增长极数量是不够的，作为新一轮区域发展增长点选择上，应该加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带和增长极选择，如中西部的四条一级经济带，分别是西陇海——兰新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和呼包——包兰——兰青经济带；西部大开发应以四条一级经济带为主要支撑点，培育西安、成都和重庆三个具有全国意义的都市经济区，作为西部参与全国和全球经济的主要网络节点，着力发展天山北麓经济带(乌鲁木齐城市群)等，使其成为西部经济的主要聚集地和增长极；扶持培育河南省的中原城镇群和郑汴产业带，成为中部崛起的两大增长极之一；积极推动东北地区的大连和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丹东和满洲里等边贸城市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
跨国经济合作加强，次区域经济发展加快。
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由80年代的沿海逐步扩大到90年代的沿江、沿边和广大内陆城市，目前，已基本形成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与周边地区区域集团化发生紧密的关联，中国与相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将得到加强，逐步形成若干个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其中包括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及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东南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南亚诸国；中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新疆及西北地区和中亚诸国。中国周边次区域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有利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格局，加速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加强粤港澳合作和海峡两岸经济的合作研究，丰富中国区域发展的内涵。
改革开放30年来，粤港澳合作不但促进了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也推动了广东经济迅猛发展，带动辐射了全国，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起点上，粤港澳合作空间依然广阔。推进区域协调与合作发展，重点是推进粤港澳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签定，内地与香港在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和物流、金融、会展、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合作方面更加紧密。同时，广东将引导省内企业投资港澳。加快广深港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等跨境大型基建或前期工作。全面推进粤港澳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社会民生领域的合作。粤港澳合作将更加密切。再则，随着与台湾的两岸三通，海峡两岸的交流将更加频繁，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圈的规划及实施，为大陆与台湾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随着全球化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影响，海峡两岸在经济贸易合作、抵抗金融海啸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强化规划引导和法律约束，健全保障区域政策有效实施的制度。
提高区域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规范性，需要加强三项工作。一是区域规划编制。编制和实施区域规划，有利于统筹兼顾、综合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应按照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要求，编制和实施若干重点开发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的规划。二是建立健全区域法律法规，进一步解决规划和政策有效实施的问题，从区域关系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和较长时期区域利益格局考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三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的各项规定，要适应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形势，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制定不同区域的用地政策和环境保护措施，实行有区别的土地计划管理，为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结语
总之，坚持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是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它紧紧把握住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始终贯穿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这一主题；紧紧把握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凸显了以人为本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紧紧把握住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坚持了东中西部互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