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村改革的目的，不是土地必须要实行规模化、资本化和产业化经营，农民必须离开土地。前提是看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有没有成熟，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如果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已经成熟，有了一个稳定的归宿，土地实现规模化、资本化和产业化经营时机和条件自然也就成熟了。这也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是现在“海啸”发生啦，危机来临啦，如果你是渔民，你会选择海啸时机出海吗？那你葬送的不仅仅是本钱，乃至生命的代价。农民呢，他们这时候该怎么办？
1.土地规模化、大资本、产业化经营的好处。
从上一篇文章{{伍鸽玮 晒晒我家的农业收入}}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工成本占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很大部分，甚至超出农业净利润。农资买多和买少，也存在着价格差异。每家一台小型拖拉机等农业工具，成本既高，效率又低。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资本化和产业化经营，大型农机具有了用武之地。可以秸杆还田、深翻土地、改良土壤、大面积耕种收割，既减少了农机投入成本，增加了效率，又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实现大资本、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必然要形成行业协会，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强化行业地位，增加社会集团话语权，增强对外谈判和交往能力。这在农资、农机的购进，农产品的销售方面将占有较强的优势地位。上篇文章，农业生产成本，我列出了6项：1农资成本；2人工成本；3车费；4请客；5农机及其添置、维护和折旧费。有两样成本我没有算，就是玉米脱粒和粮食仓储成本。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降低了农资成本，节约了人工成本，车费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专业的技术人员，使农机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土地规模化经营，降低了每亩土地的农机成本比例，同时也减少了农机折旧费用。玉米、小麦收割的同时直接秸杆还田、脱粒，节省了农业收割中的很多环节、减少了脱粒费用，增加了土壤肥力，改良了土壤，土地更利于耕作，还停止了秸杆焚烧。“据有关资料，由于缺乏粮食保管的经验、设备和技术，农民在粮食收获、储藏、运输、加工、销售和消费中，总损失达到18.2%，如果按2003年粮食总产量8600亿斤，损失、损耗率按18.2%的一半，即9.1%计算，损失量高达760亿斤，几乎相当于每年的谷物缺口量。而国有粮食储藏损失保守估计只有千分之二”[摘自郑州粮食局网站、作者 叶良先]。农业规模化、资本化和产业化经营，则可最大限度的减少粮食收后损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立法以及与其相关的产权交易平台的建立，使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找到了合理合法的途径，使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成为可能，增强了农业的实力和地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了保障，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将得到改善。也为农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业专家进入农业经济领域创造了条件，粮食产量会得到较大提高，农业技术会不断更新，生态农业、农业多元化经营、产业交叉合作将有一个良性的长足的发展。 2.农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土地 外出农民工对老家惦念的现在恐怕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了。他们惦念土地，不是因为土地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而是家中的老人或妇女在承载着土地带来的重负。他们要回去为衰老或单薄的亲人减轻重负，顺便看望一下难得一见的孩子。两季庄稼一个春节，他们一年三次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要兼顾赚钱、养家糊口照顾老人和教育孩子的重任，赚钱，他们可以做到，不管有多辛苦，照顾老人、教育孩子他们却不能兼顾。 从我上篇文章{{伍鸽玮 晒晒我家的农业收入}}一文中，可以看出，农民种粮是不赚钱，在今年较丰收的年景，甚至还是赔钱。在种粮的成本中，占大头的是人工成本，而农民家庭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人工收入，，即外出打工赚钱。那么我们为什么有农业赚钱的假象呢？一是农民在农业上赚的也是人工钱。上篇文章说过，象我们家庭，全年在农业上的人工费用就是7080元，我们赚的就是这个费用。而当我们在赚取这些农业上的费用时，我们同时也丧失了在其他领域赚钱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相对于农业来说，活轻松，钱又多。父亲在老家给人干建筑每天工资是40元，来给我们家帮工的妹妹、妹夫，他们每人每月收入一千多元，帮工的姨夫在外面干建筑每天工资60元，包吃住，小姨在南方工厂上班一个月也一千多元，我给别人当经理一个月近五千元。按经济学的说法，这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二是农机及其添置、维护和折旧费，在农业中的成本，上文说过全年是1855元，我们在卖了粮食，得到的现金里面就包含着这个成本，有些人却把它当作农业收益算了。那么，农业的这个成本[农机工具]是怎么来的呢？是农民打工挣钱买的。象我们家“赚”的就是人工费7080+1855元的农机及其添置、维护和折旧费费用，全年是8935元，再减去全年种粮净亏损金额2701.5元，“赚”的“利润”是6233.5元。也就是说，我家种粮食，要用打工的钱买机械等农具反哺农业，同时也要用人工费用来弥补2701.5元的农业亏损。常听说工业在反哺农业，国家财政每年拿出几百个亿补贴农业，真正反哺农业的却是农民工。像我家每年对农业的补贴资金就是近万元，购置农业工具就是一万四千多元，全国有多少家庭，农民每年对农业的补贴资金是多少，朋友们可以帮忙算一下{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国内外农产品的价格差，这种变相补贴—对其它产业的补贴，您也可以不算}。说一点题外话，农民工赚了钱，无论是花在城市还是花在家乡，购买的工业产品和商业服务产品，直接拉动的是其它产业的发展。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工和他们投入庞大的农业经济——这个变相削减农民工收益和支撑其他产业的“弱经济”。农民很少存钱，他们的钱一部分花在了城市，一部分花在了每年几次的返乡，大部分花在建房、红白喜事、日常用品和电视机、洗衣机等大件消费品上。他们如今是最脆弱的一个群体。农民工之所以还在留恋农村、农业，1是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还留在家乡；2是花了很大资金投入了农业工具；3农村很多家庭在建房上攀比，一座房子下来，光成本就是几万、十几万，并且有越攀越高的趋势；4对老家、老乡世代积淀的情感；5农民没有真正去算种粮这笔细帐，被“现在农业赚钱”的假象诱导。我在写上面那篇文章之前，是没细算过我家的农业投入成本和净收益的，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没想到农业税费取消后，种粮还亏钱。农民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我们应该已经看出来了，种粮赔钱，打工赚钱，还可以见世面，长见识。在老家不挣钱，不但有物质上的压力还要承受精神压力。 3.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 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很简单，在他乡有一个名分，在故乡或他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薪酬制度，一般的工作条件，有稳定的收入[低保、失业金也好]，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故乡或他乡孩子可以自由地上学，可以满足性、学习、娱乐等生理和精神生活需求。 这些简单的条件，社会能满足农民和农民工吗？我们来看看现实。由于是农村户口，前二年办理宽带，我不得不借用城市户口朋友的的身份证。我从17岁出门打工，20多年了，我现在还住在100元一间的小屋里，享受着冬天“冷气”带来的感受。无论在私营还是国有企业打工，从来没有和保险有过缘分。我们村从八十年代的300多人，到现在的500多口人，真正脱离土地到乡镇单位和城市工作的只有9人，只占全村总人口的1.8%。3人属于早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非农单位的，5人属于早期当兵，国家安排的，1人是八十年代接班工作的。真正因为打工成为城镇户口的竟然一人没有。真正打工在城市买了房子的只有两人，一人还借了钱，一人是做药品生意的。被孩子接到城市住的只有老两口，其中一位是六十年代就工作在城市的铁路退休工人，接他们的就是早期毕业的一位大学生。社会保障更是无从谈起，家乡的乡村医院办成了家族式的，人员连年膨胀，医疗资源贫乏。医院巧立名目，增加患者费用，为了增加自己和医院收入，医生给病人多开药，开营养药。药费报销少的百分之十几，多的百分之二十几，再多报销就设置了障碍，比如到村里开证明等。而报销的项目和医疗消费范围则更具局限性。并且不在他们那里看病就难报销或报销的比例很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村40岁以上的人，没有得慢性病的不说没有，是极少。50多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都有多种慢性病缠身。由于社会保障与农民无缘，老人们病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和更好的医疗及保养。他们带着疾病，孤独的生活在已经空心化的农村，面对着枯燥的生活，有的还要帮助代养孙子女。救济金是有一些的，但那是官员和他们亲戚的特权，穷人是没份的。由于打工可以为家里带来收益和收益带来的荣誉，以及攀比心理等现实利益及虚荣心的驱动，孩子们过早的辍学，走上了打工的道路。近十年来，我们村百十多个孩子，高中上完的只有两人，上完初中的也只有几人，大部分是在初中一二年级就辍学打工了，有的甚至小学都没有上完。 由于得不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在农村连儿童和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有效保障。我本人从96年发现肾结石，97年诊断出抑郁症、神经衰弱等疾病，因无钱医治，至今疾病缠身，石头留在肾里。最近发生在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下寨大队，一名9岁男童生病，一个家庭竟然连10元钱的医疗费都拿不出来，致使孩子用红领巾上吊自杀。69岁的湖南祁东县农民付达信，因年老体弱多病又无儿无女，村里每年给的600元补助不够吃饭，于是持刀抢劫求入狱“养老”。宣判后，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 [摘自2008年12月22日京华时报“老汉持刀抢劫求法官重判 称为入狱养老”]“北京市顺义区19岁农民李大伟，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因无钱医治，故意抢劫入狱，希望犯罪后进入监狱里获得国家免费治疗。有网友戏称“李大伟开辟了‘医保新路’......为了吃饱、穿暖、治病、有地方住，有人竟把监狱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摘自华声论坛]。而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风暴，国内经济发展、社会保障面临严重压力的时候，央视透露，中国政府“三公”花费一年竟高达9000亿，怎不让人震惊、愤怒、寒心。 “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子女数量已近8000万人，......5800是留守儿童”[新华网2008年10月18日专电：工会15大会议]。“目前，全国有8700农村留守人口，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统计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显示，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近2000万留守老人[摘自新京报2008年12月3日]。这两份农村留守儿童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城乡建设部资料显示，截止2007年底，我国共有城镇人口5.94亿，城镇化水平44.9%，从1982年以来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如果说城镇人口是5.49亿，那么农村人口就是八亿左右，而现在官方统计的农民工数量，有一个是1.2亿，一个是1.5亿，一个是2.6亿左右，城乡农民工和留守人口都按最多的统计数据相加也就3亿左右的人口，那5亿农村人口哪里去了？我们看到{{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城乡分类口径就有七八种之多，城乡划分标准不统一，将直接影响到统计工作。[我参加了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乡村领导教着我们怎样作假，水分很大]。在新增长的城镇人口中，52%来自于地域的重新划分，有31%来自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自然增长17%[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这也说明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农村人口的融入，而大部分来自于地域的重新划分，或者说还有统计数据上的差异和水分。 进入城市，因为没有城镇户口，我们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廉租房没我们的份，经适房没我们的份，低保没我们的份，各种社保和城市公共产品与我们无缘。唯一有缘的，是让我们给这个城市，这个企业创造财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93年我进入深圳宝安区公明镇塘尾村的一家木器厂，工资300元。三十多米长的生产车间，由于浓厚的灰尘，人从车间这头看不到车间那头。很多机器巨大的轰鸣声，人只有对着耳朵大声说话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一些人去医院拍片子，肺部出现黑影，当时有一个人回到老家死了，和厂方还打了官司。饭菜卫生没有保障，有一次我们厂200多人集体食物中毒，全去了公明镇医院，到那里刚好碰到另一个厂的员工也食物中毒，后来从宝安区医院又紧急调运了药品过来。我的老乡现在还有在这几家木器厂工作。后来我到了龙岗区平湖镇一家手袋厂的丝印部，当小工，工资240元，到工作近两年走的时候是拿了350元的工资，这个行业干了近八年，最多是每月拿了600元的薪酬，连加班。这是一个对人体危害极大，也极容易发生火灾的高危作坊企业。里面有环己酮、天那水[二甲苯]、快干水、慢干水、油墨、脱毛水等一二十种对人体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就在盆里、桶里敞着口放着。空气里弥漫的气味，划根火柴都可能点着，所以大冬天车间也要开着几十个风扇和十几个排气扇，也严禁工人带烟带火进车间。我们没有任何防护用品，光手拿着碎布蘸着那些化学品洗印版，手每天都泡的白白皱皱的，常年裂着口子，经常脱皮，头经常晕晕糊糊并伴随着恶心，每天胸闷眼花。有的男人长期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生下的孩子都带有残疾。刚刚查了环己酮的毒性“高浓度的环己酮蒸气有麻醉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高浓度的环己酮发生中毒时会损害血管，引起心肌，肺，肝，脾，肾及脑病变，发生大块凝固性坏死。通过皮肤吸收引起震颤麻醉、降低体温、终至死亡。”[百度百科]我们每天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工作，接触的是包括环己酮在内的一二十种化学品。而我的老乡们现在还依然在深圳市平湖镇、平湖镇白泥坑村等地作坊里“享受”着我以前的待遇。 很多工厂上厕所要发牌子，超过10分钟要扣工资，早上7点半上班，中午12点下班，下午1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6点钟加班，夜里11点或11点半下班。冲冲凉，洗洗衣服，就快一点了，很多时候还要加整夜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我甚至有八年没有过性生活，二十多岁的人生就这样给了富人，给了那个富裕的地方。在这家手袋厂，我亲眼见过连续加班4天4夜，每天两餐饭，每餐只能吃半个小时，宿舍门被保安锁了起来，只有我们丝印部的员工可以进出，那些手袋加工车间的员工只能蹲在外面吃饭。地上的太阳神营养液空盒子扔的到处都是。我一个老乡鼻子流了3天血，都没请下来1个小时的假。我姨困的受不了，躺在大纸箱里，让人往里面扔些手袋盖在上面，睡上一会儿。这样的加班经常都会有，而工人是计件工资，所以加班费是没有的。“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过一起一个打工仔每月工作500小时以至于当场累死的事件”。[摘自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论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 洪朝辉]。我从这家厂走的时候，老板不给我被压的一个月工资，我去了镇政府、去了劳动局，他们给厂里打电话，而我被赶出了厂，工资没要到，还差点挨打。 现在农民工的日子比以前确实好些了，但是很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从制度上得到解决。就在我住的附近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住的依然是工棚，睡的依然是水泥地，依然有很多农民工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各种企业和社会保障。“据云南省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下称农工办}，对全省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现状分析数据显示：我省现有农民工530多万人，其中省内农民工400万人，截止2007年底，全省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人数为57.4万人，不到农民工总数的15%。530万农民工中，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仅30.9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仅12.3万人，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仅9.7万人。省农工办调研表明，农民工工资普遍较低，增长缓慢，且不时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故发生。目前，我省农民工平均工资多在800-1200元之间，全省有5万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来源：云南网2008-11-11“首届‘民生论坛’重点关注我省农民工生存现状”]。“人大代表李立新委员说，以宁波为例，目前宁波市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45.3%、17.5%、28.5%，这个比例在全国还是高的”[来源2008年3月6日人民日报]。“4月9日，记者从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获悉一组数据：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26.9万人，其中省外转移就业480.6万人，省内转移就业146.3万人......但参保的农民工只有33万人，只占省内转移就业农民工人数的22.5%。工业园区农民工参保率不到10%......省委政策研究室与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宜春市、萍乡市工业园区参保率仅5.3%和5.2%，抚州市、鹰潭市农民工参保率更低”[大江网-江西日报 杨碧玉]。“据2006年，内蒙古调查总队对内蒙古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工伤保险有78.7%的农民工没有参保，养老保险有81.8%的农民工没有参保，医疗保险有80.8%的农民工没有参保，失业保险有89.4%的农民工没有参保。”[中国统计信息网“社保门槛高导致内蒙古农民工参保率偏低”2007年4月24日]。最大的外来工聚集城市深圳市1987年允许非户籍人员参加养老保险，15年后，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仅100多人。据2004年劳动和民政年鉴中披露的2003年的数据，城镇劳动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民工仅为14元，差距高达126：1。由于没有找到全国性的社保数据，所以只能找一些零星的地方数据，但是，农民工在城镇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共识，数据只能说明这种事实的严重程度。 一边是农民工由于各种原因在城镇参保率低，一边是各种原因使参保农民工退保率高。“春节临近，在珠三角，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有的地区退保率超过95%，社保政策成‘鸡肋’，引发对制度缺陷和利益驱动的质疑”[摘自2008年1月8日人民日报 记者吴冰]。“东莞台资润丰五金家具厂厂长陈佛林说‘我们厂2300多名农民工，每年向社保局缴纳工伤、养老、医疗、失业四项保险金共300多万元’。一些厂长私下告诉记者：社保局给工厂下达参保人数指标，企业必须缴足，工人离厂就退保。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向企业征缴保险金，已变相成为地方政府的增收行为”[同上]“年纪较大的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年纪较轻的农民工不可能报销过多的医疗费，故医疗保险费用大多被积累在城市。养老保险虽然可以退保，但‘共济’的那部分资金却留在了城市......上海的问卷调查发现，83%左右的农民工年龄在16-35岁之间......有些企业主说，他们每年缴纳医疗保险费用为30-40万，但因为所雇职工生病而报销的医疗费则仅仅1/10左右，等这些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等他们年龄大了，需要医疗费用时，他们却无权再享受城市的医疗保障体系，因为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了......正因为如此，有些媒体才撰文认为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建设的名义下，转化成了政府的‘提款机’”[摘自：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调查”作者 张翼]。 “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让我们仿佛感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在歌声中，新一代农民工子女表达了对‘新家’的期盼，他们向往公平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摘自：2006年4月29日人民网“‘拷问’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宋振远 李舒]。“在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证卡制度’被废除后，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证卡制度’又出现了。记者查阅了北京市政府2004年50号文件及各级教育部门规定，发现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必须提供五证；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本证明、实际居住证明，五证俱全，家长才可申请‘借读农民工子女证明’。一位区干部承认，全区能凭五证免借读费的不到5%，原因很简单，一个务工证，京城几百万农民工多少人能拿到？即使办齐五证，公办学校也常以名额已满为由变相索要赞助费”。[来源：同上]前年，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打算转到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六中分校，我和朋友去见的校长，校长告诉我们每年借读费是6000元，那么四个学年就是24000元。后来就缴了2500元借读费上了个公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我所知道农村的亲戚朋友里面，孩子上学不缴借读费的是没有的。缴费不给收据，并且，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与城里孩子不同的收费标准，时刻在提醒他们—你们的父母是农民工。 农民工子女不但上学贵，还出现上学难。“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以一纸通知，取缔了该区的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1万多名农民工子女需要寻求新学校上学”[2006年8月8日人民日报]。“记者近日在安徽部分地区采访发现，许多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城市就读，但受户籍和学籍的限制，却不能参加所在城市的中考和高考，不得不回到原籍读书和参加升学考试。因各地课改程度和教材存在较大差异，过去所学内容与原籍学校教学内容难以衔接，造成这些返乡农民工子女上学延误{这些学生中：有在北京、浙江等不同地方就读}。阜阳市教育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这个市因学籍限制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不得不从父母打工城市回乡读书的学生达8000多人[新华每日电讯3版“农民工子女为何不爱城里上学”记者 王圣志 文贻炜2008年4月14日]。 4.社会尚未完成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 从以上数据和分析，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孩子，城市的农民工和孩子，社会为他们创造就业、上学、看病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的条件，非常的微少和不确定，所以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我们还看到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曾提到农村保障的试点工作，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甚至还没有进入试点阶段。农村改革的目的，不是土地必须实行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农民必须离开土地，前提是人——农民有更好的归宿，能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愿意离开土地了，土地实现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条件成熟了，土地才可以实行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而不是本末倒置，不顾条件，不管时机，一定要土地实行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然后想方设法把农民排挤出土地，这样的理解在一些基层政府领导的头脑里是存在的。 只有了解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才能知道农民现在还离不开土地。只有知道土地实现规模化、资本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条件，才能知道土地现在还不能实现规模化、资本化和产业化经营，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农民现在离开土地的条件还不具备，因为农民离开土地没有更好的归宿，所以农民现在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乡村，因为那是他们最后一个最安全的“避风港”，也是“国家风险”的“储备地”，如果国家不想释放这种风险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政府正在把这种“国家风险”向社会释放，在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状态下，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里，在国内外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和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风口浪尖”上，向社会释放着这种“国家风险”。两种风险的碰撞，只能会加剧风险的动荡。我们毫不怀疑，中央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善良的，是人性化的，是想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体制结构，改变城乡二元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还农民正常的国民待遇，平衡城乡和贫富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风险。但是我们的政府在没有创造好这种风险转移条件的同时，又遇到了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风险。在一个人口众多，农民居多，土地成为“生命线”、“风险储备库”的国家里，土地制度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对社会时机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专家已经在高唱赞歌，把土地流转看成是农村、农业经济的又一次革命，甚至是中国经济、社会腾飞的又一个起点。真是这样吗？土地改革真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切入点吗？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也看到各级政府已经把土地流转作为一种政绩、一种任务、指标，来大搞特搞。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为第一个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揭牌首日，便有12个项目进行了签约，涉及土地流转面积16557.9万亩。某地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多少多少亩，这在网络上是不难查询的数据。在现有体制下，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的双赢格局，是有目共睹的。农村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三提五统，目前靠吃财政饭的乡村两个机构，比以前真的是清苦很多，他们是盼望资本下乡的。资本下乡必然要和权力结合，国家制度、政策在目前农村社会体制下，执行结果是否会达到中央和农民想要的预期？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分析：一个资本集团下乡要投资经营土地，他不可能和一家一户签约，1是麻烦；2是合约没有保障；3提高了签约成本；4增加了签约时间；5是很难形成土地成片的收购和规模经营。它必然需要基层政府的帮助，一方面可以提高政绩，一方面可以增加收益，又可以合法的体现国家的大政方针，政府会积极地协作资本，帮助协调土地流转。农民在现实利益面前，在协调者的诱导下，是很可能自愿签定长期的土地流转协议的，但是条件和时机的不成熟，很可能在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风险膨胀的条件和时机成熟的状态下，释放出这种不成熟条件和时机下形成的社会风险。虽然是主观分析，但是它符合以下条件：1官商结合的中国实际；2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3政府和个人利益驱动；4农民现实利益驱使；5打工后顾之忧的解除；6“铁齿铜牙”的诱导。连城市市民、中国大公司都可以被诱导购买股票、基金、外汇以及非法集资、到海外操底，何况农民乎。所以，诱导是可以成功的。看网上几千亩、几万亩土地成片竞拍的公告和新闻，一盘散沙的农民，何时这么齐心了，这是让人糊涂的。在目前条件和时机下，而土地流转的合法化和长期化，只能加速风险向社会转移，导致农村社会和城镇社会的双重风险，并强化风险累积. 非常时期非常举措 在现有各种状态下，农业市场化水平越低，越能远离市场这个大“海洋”，受到海啸的冲击也就越小。我们应该把农村、农业作为农民和中国经济的“避风港”，而非不合时宜的把农业、农民推向风险的市场“海洋”，释放出更大的风险巨浪。农民 伍鸽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