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距离吉林省会长春115公里的四平是一个小城市，东北人曾用一句顺口溜形容这座城市的小：“一个警察把两头，有个公园还没猴。”即使现在，辖区面积1.4万平方公里的四平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弹丸之地—只要花5元钱，出租车就能把你从城这头带到城那头。四平为人所知，缘于1946年到1948年间的四次四平战役，它为这座城市赢得了“英雄城”的美名。
如同大多数东北城市一样，四平的冬天寒冷而漫长。这样的气候，在国外留学多年却乡音难改的吉林人孙明华已经很熟悉，她没有料到的是，她所供职的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法水务”）在四平经历了一个更为漫长的冬天。
8年前，中法水务与四平自来水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组成了四平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称“合作公司”）。在这8年时间里，中国水务市场历经变幻，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2002年调整外商投资固定回报率政策，导致部分跨国水务公司暂时撤离中国水务市场，再到2004年因BOT方式被广泛采用迎来“迟到的春天”，中国水务市场改革历经8年才渐渐明确了方向。
探索中形成的失败案例屡见不鲜，例如上海“大场水厂事件”和吉林“汇津事件”，这些案例中，中外双方无一例外在一个问题上出现分歧—即投资中约定的给予外方的固定回报率是否应被遵守？争议发生后，较好的结局如前者，中方回购外方股份，好聚好散；糟糕的结局则如后者，双方对簿公堂。
但中法水务在四平的遭遇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合作双方从未在固定回报率上发生争执。
在这座并不富裕、私采地下水严重的城市里，当地政府给中法水务提供了三份未能兑现的承诺，而被中法水务视为“靠得住”的国营合作伙伴，在两天时间内被裁定破产。这家没有充分考虑风险的跨国水务巨头，最终陷入尴尬的僵局之中。
合作
中法水务进入中国水务市场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十多年的耕耘，这家总部在澳门、由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和香港新创建集团合资组成的公司已经在中国15个省市拥有20家企业，四平项目位于中法水务在华业务版图的最北端。
“如果非要说是谁迈出第一步的，还应该说是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参与了早期合作建厂筹备工作的现任合作公司总经理孙伟说。
1995年，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在沈阳市建立合作水厂，项目进展顺利。受到沈阳项目成功的鼓舞，中法水务高层有意在东北地区继续拓展业务，于是要求工作人员收集东北城市的相关信息动态。很快，东北三大粮仓之一、属中度缺水城市的四平进入了中法水务的视野。
对于中法水务的到来，四平市政府持欢迎态度，2000年6月15日，经过四平市政府积极协调，四平市自来水公司与中法水务签订《合作经营四平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成立合作公司，注册资本3420万港元。双方各占50%的股份，时任四平自来水的总经理杨武兼任合作公司董事长，中法水务派驻人员担任总经理。
合作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当地源水进行处理，再卖给其产业链下游的四平自来水，四平自来水靠收取水费获利，水费的一部分作为合作公司的报酬。
合作之前，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曾派来自澳门和国外的业务骨干对四平进行过详细调研和项目论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地表水质状况、城市环境状况、财务成本核算。其中，城市环境主要指城市自然环境，并不包括中法水务后来屡屡提及的政府服务环境。
同时，中法水务的调研人员也注意到，当地居民有从私采水井取水的习惯，甚至一些企业也这样做。鉴于四平市地下水滥采超采现象严重，在合作双方的共同要求之下，四平市政府于2000年8月25日向合作公司出具《承诺函》，对合同水量、水价、水费以及三年内关闭地下井群等事宜作出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承诺函》对一些本属正常合同条款的关键细节如水价问题进行了说明。从表面上看，《承诺函》像是主合同的从属合同，但《承诺函》并未使用太多法律用语。多年以后，中法水务的法律顾问也承认，这份函件或许有“道德的约束力”，却无法律约束力。
《环球企业家》了解到，一起参加合作谈判的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会计师和律师。但是，在那时的中国水务市场，由政府出面对于一些棘手问题作出书面承诺，以促进合作的达成，是有先例可循的；另一方面，与中法水务合作的四平自来水公司是一家“根正苗红”的国有企业，中法水务认为，四平自来水公司还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真正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出具《承诺函》顺理成章。
当时还未接手分管四平项目的中法水务常务副总裁孙明华也承认，对于她在澳门工作的同事来说，政府出具的函件，已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了。
2000年9月5日，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四平合作公司正式成立运营。
改制
2001年，四平市出台“工业立市”政策，四平自来水进行股份制改制，在保留四平自来水的同时，组建了另一家自来水公司—四平市隆源供水有限公司，杨武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这家新成立的公司里，他拥有8.31%的股份。
杨武1954年生人，1995年出任四平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在当地自来水系统工作多年，业务人脉都十分熟悉，他还获得过吉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等诸多称号。
不过，杨武在担任合作公司董事长的时候，并没有自己的施展空间，他对《环球企业家》强调：“我在合作公司当董事长，只是个挂名的。实际运营是法方的总经理说了算。”这个说法得到了同时期担任合作公司总经理的唐先生证实。
隆源供水的成立，让杨武在四平水务市场中扮演了三个角色：他是负责净水的合作公司有名无实的董事长，是负责售水的四平自来水公司拥有实权的总经理，还是新成立的售水公司隆源水务的投资人和管理者。
隆源供水出现之初，并未引起中法水务太多注意。当时的合作公司总经理唐先生现在南昌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任职，据他回忆，当时中法水务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履行合同上。
按照合同约定，合作公司日供水量应达到5万立方米，且供水量应随着合作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但合作公司很快发现，按照当时四平市的实际情况，合同供水量很难实现。《环球企业家》了解到，合作初期合作公司的日供水量大约在3万立方米左右，自2003年起，连这个数字也无法达到了。
中法水务经调查认为，私采水井关闭不利，是水量无法达到合同要求的直接原因。四平市政府出具政府《承诺函》后，没有兑现，未关闭私采井群，四平自来水收益受影响，并因此拖欠合作公司水费（至2004年已拖欠费用达人民币3000余万元）。合作公司也因此拖欠生产材料费用、税款、员工工资福利等，更无法对设备进行正常的维修与技术改造，直接影响供水安全，合作公司处于随时面临停产的困难局面。此外，四平主要地表水水源—二龙湖水库水质受到污染，使合作公司承受了高昂水处理成本。
中法水务在四平的投资开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四平市政府没有兑现《承诺函》，中法水务选择了寻找上一级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2年，吉林省政府在香港举行招商引资座谈会，中法水务高层约见了当时任上的吉林省省长，谈及合作公司在四平的困难。2003年，双方在长春再次碰面。此时，跨国水务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正处于“冰冻期”，中法水务也透露出撤资意向。那位省长明确表示，不希望中法水务撤资。受到同行启发，中法水务提出希望对方回购股份，但四平市政府表示无力回购。中资方四平自来水公司曾提出拿出几百万元回购股份，考虑到合作公司成立时中法水务以现金出资1710万港元，回购价格没有得到中法水务的认可。
破产
眼见合同履行确实困难，双方都认识到了修改合同的必要性。经过近10个月的磋商，2004年6月，时任四平市市长的王克成率团在澳门与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修订合同》与《欠款偿还协议》。四平市政府又一次出具《承诺函》，督促自来水公司履行合同，并再次承诺关闭私采水井。
在这次谈判中，中法水务免除了四平自来水先前的3000余万元水费债务，并根据四平方面的要求，删去了原合同中关于“水价每两年调整一次”的规定。这一条款曾被四平方面认为脱离中国实际，双方承认，调整后的合同规定已经“趋于合理”。
但合作公司随后发现，自己在四平的日子成了一出不断重播的肥皂剧。由于洪虎离任，很快，合作公司又回到了以前的状况：水费被拖欠，私采水井仍旧泛滥。中法水务高层又开始了寻求政府支持的解救之旅，这次他们得到的是王克成的亲笔回函。
2006年8月，王克成复函中法水务：“代表四平市政府郑重声明，对于四平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作过程中的一切承诺均为切实有效，四平市政府信守承诺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这封有王克成市长亲笔签名的回函让中法水务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遗憾的是，它的药效只持续了一个月。
2006年9月12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四平自来水的破产申请，并于两天后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06）四民三破字第8号，裁定其破产，此时法定代表人为经理韩明双。四平自来水的突然破产，令中法水务大为震惊。
据《环球企业家》了解，2001年隆源供水成立时，合作公司曾面临选择，它可以与新成立的隆源供水合作，也可以保持同四平自来水的合作关系。最终，中法水务仍然选择了后者。它的考虑是，公用事业投资往往需较长时间才能得到投资回报，相对于新成立、“只能承担有限责任”的隆源供水，国企背景的自来水公司“更靠得住”。中法水务没有想到，它认为“靠得住”的老牌国营公司只在两天内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新《破产法》起草小组组长李曙光对《环球企业家》说：“很难从时间上讲破产受理时间短就一定有问题，因为只要破产企业符合法定条件，债权债务关系明晰，且相关债权人无异议，就符合法律要求。”
四平自来水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合作公司是否被告知，是一个至今存在争议的问题。中法水务指出，合作公司直到2007年1月才被告知，在合作公司和中法水务的强烈要求下，四平自来水破产清算组才同意合作公司参与破产债权的清算。但现任合作公司总经理孙伟却表示，中法水务公司事先曾得到过自来水公司将要破产的消息。
《环球企业家》了解，四平市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曾有意让一些老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破产的方法，变现资产，甩掉包袱，以便企业脱困。当时四平市国企的主要困难除了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的银行贷款。据孙伟介绍，四平自来水公司的一些贷款是受政府“指派”发生的，本身属不合理债务，因此企业为了脱困，并且为了避免干扰，采取了突然破产的方式。
盈亏
由于自来水公司不复存在，在当地人看来，隆源供水已经成为了自来水公司的代名词。仍在维持供水业务的合作公司只能将水卖给隆源供水。2008年2月，隆源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承担破产自来水厂的债务。不过，杨武表示，隆源供水公司仍旧在亏损，且春节至今没有发过工资。
对于合作公司来说，隆源供水无论盈亏，旧债务的清算都很渺茫。若隆源供水亏损，则无力偿还自来水公司欠下的债务；若隆源供水盈利，则让中法水务心生疑问：“同一座城市的两家自来水供水企业，同一个管理者，为何一家盈利一家破产？”
对于中法水务的疑问，杨武颇为恼怒。每次提到这个话题，他都会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在屋里一边说一边挥着手走来走去。按照杨武的说法，目前四平的日供水量是37000立方米左右，他将四平与中法水务总部所在地澳门比较，“澳门的人口没有四平多，但日供水量可达20万立方米，澳门那么大的量才盈利，四平3万多立方米的供水量，规模在这摆着，我能盈利吗？”
孙伟则说，无论是合作公司还是隆源供水，每次听到建设部允许提水价的消息，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不敢提价，否则只会使合法用水的人变得更少。他告诉《环球企业家》，打井私采地下水，一方面和当地居民生活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的管理有关。中法水务能来到四平，得益于四平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就像双刃剑，同样是为了招商引资，有时政府甚至会将免交水费或是默许私采井水作为一种优惠条件。
四平市公用事业局局长张志勇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四平水务改革之难。他介绍说，一般城市供水系统都有四个环节：原水，输水，净水和售水。其中，合作公司是在净水这一环节，隆源供水以及四平自来水公司是在售水这一环节。通常一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归一个部门管理，但是在四平，上游的两个环节归水利局管，下游两个环节归公用事业局，这种上下游分别管理的架构也使整个城市供水链条不够顺畅。孙伟说，现在四平市已经修了一条新管网，专供城镇供水使用。
结局
8年时间过去了，中法水务在四平投资的合作公司还有85名员工，可以勉强维持开支。
毕马威全球基础建设和项目团队主管黄千翔曾参与撰写《中国水务市场报告》，他认为目前尚不能说中法水务在四平的项目是失败案例，不过，他也提请政府和私营企业注意，在中国水务行业投资有很多商业风险，“由于人们认为水务行业是‘安全’的行业，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在他看来，中法水务在四平经历了“完美风暴”，有多个风险浮出水面，包括产品替代—不能强制关闭自备井，由此客户可以自己取水；现金流风险—负责水费收取，以及与中法水务签约的市政自来水公司破产，市政有关部门拒绝承担后续责任；竞争—成立隆源供水，与四平自来水形成竞争关系。
黄千翔的建议是，原则上，如果有可能，风险应该由最有能力承担的一方承担。
但是，8年之后，通过开放市政府大楼标明自己开放姿态的四平政府，和数度失望的中法水务已经陷入了一个沟通的僵局。2006年上任的四平市公用事业局局长张志勇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四平市政府仍希望双方能够坐下来协商解决此事，张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上任一年多，还没见过孙明华女士，总得让我见见吧？”
但是孙明华目前已不再分管四平项目。“我何尝不想解决问题，这几年，在四平喝酒都快喝死我了。”她无奈地说。
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结果，而结果依旧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