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
在2002-2007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这个大家都看好的时期，中国的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以及进出口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结果是GDP上去了，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却在下降，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个所谓“好”的时期产生怀疑。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GDP衡量一切，但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过激，但却不无道理。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应该好好地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为GDP增长，还是为了人民幸福的生活？
把经济增长作为目的，以GDP为考核标准，经济增长必然会成为一副“挡驾牌”，遮掩住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贫富差距拉大、花钱买速度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经济在低水平上扩展，给老百姓带来的福利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所表示的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本身不具可持续性，并且还会为未来发展遗留巨大隐患。
我们党提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经济增长仅仅是手段，最大限度地使最广大人民生活富裕起来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增长的“形式化”思维和“短期化”思维。
然而，实践中我们对经济增长是“手段”还是“目标”的认识存在错位，导致财政政策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也往往出现偏差。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在政策措施上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内需。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GDP政绩考核指标的压力下，始终具有非常强烈的投资冲动，为了眼前一两年的GDP会不遗余力地增加投资性支出，如果刺激方案并未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内需不足将会持续，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只能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距离将越来越远，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丧失动力源泉。
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剥夺内需的“元凶”
民众消费才是检验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试纸”。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购买能力支撑的消费需求，投资再多，产能也不会过剩，当前的房地产行业就是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的缩影。在外需不断萎缩、且本身不具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我认为，扩大国内消费是恢复中国经济供求平衡、跨过经济危机这道“坎”的根本途径。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当前国内消费形势却不容乐观。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而中国的消费率仅为3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固定资本形成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20个百分点，这足以说明中国积累与消费已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
我认为，居民低收入、高支出预期是构成扩大消费需求的严重障碍。一方面，从收入分配看，中国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慢，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90年的9.1倍，农村人均收入为6.0倍，而同期财政收入却高达17.5倍（图1）。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积累的资金数量，必然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国家的“与民争利”，造成了“国富民不强”的尴尬局面。二是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合理结构应该是菱形，即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却是金字塔型，绝大多数民众处于金字塔的底端，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大多数人的收入低而处于严重过剩状态，某些高端消费品则出现供需两旺的情形。中国7亿低收入人口仍然处于节衣缩食的状况，消费需求难以撬动，投资失去了最终消费的对象。
图1 财政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部、Wind
另一方面，由于社保体系建设滞后，财政投入不足，老百姓不得不扛起养老、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城镇居民的储蓄习惯犹如“遗传基因”一般根深蒂固，目前城乡居民储蓄已近20万亿元（图2）。
图2 1990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储蓄
数据来源：Wind
从社会保障看，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财政对社保和就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0.9%，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与转轨国家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图3）。
图3 全球部分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注：中国为2007年数据，其他国家为2002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中国统计年鉴》
从医疗体系建设看，2006 年我国医疗支出占GDP 的比重仅为5.6%，人均医疗支出仅为61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远远落后。美国医疗支出占GDP 的比重为15.3%，人均医疗支出为5,711美元，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医疗支出占GDP 的比重均超过10%（图4）。2007年，城镇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比重只有35%，新农合的参合率虽然达到了86%，但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与医疗设施建设远不能满足需要，农民因病返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
图4 部分国家医疗支出在GDP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泰君安
从教育体系建设看，2007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32%，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6.7%（见图5）。有数据显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59%，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5.4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35%。
图5 1990年以来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与GDP和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政府在养老、医疗、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隐性负债”以及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引发内需严重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投资，增加出口，以越来越多的贸易顺差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出口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消费不足，形成了恶性循环。
中国已步入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阵痛期”，后退一步或许能减少短痛，但却是以长痛为代价，向前一步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内需。
三、财政“软投资”：为转变经济结构保驾护航
中国已经受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惩罚了，但也正是这种惩罚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纠错”的机会。如果不扭转过去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过度依赖外需、而不加强对推动内需的体制建设，用内需代替外需，逐步恢复供给与需求的内部平衡，那么，中国将继续扮演“世界长工”的角色，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市场环境，人民的幸福指数也难以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提高，恐怕危机过后又要重蹈覆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要摆脱上述怪圈，中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产能，提高竞争力，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扩大内需，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成为一个单纯的刺激政策，而是一个辅助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为此，必须摆脱以往“短期”思维与“刺激”思维的束缚，改变目前对增加要素投入的“硬投资”的依赖，切实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通过社会保障使平民大众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入手，加大相关领域体制机制的“软投资”力度，将投资导向型财政政策向消费导向型的财政政策转变，使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最直接的内需，这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