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一个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形势日益严峻，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保增长”的大目标，“扩内需”看来是少不了的。至于怎样“扩内需”，无外乎是扩大投资规模和扩大消费规模。
现在看来，前段时间中央在扩大投资规模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将从10个方面入手，安排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项目。除此之外，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搞自己的刺激经济计划，不仅有省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也有地市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甚至还有县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据初步了解，这些“地方版”振兴经济计划的出台确也是为了扩大内需，振兴当地经济，但某种程度讲，这些“地方版”的振兴经济计划抑或成为各地追加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代名词。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出台的“地方版”振兴经济计划就需要大约18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当然也有说15万亿元和20万亿元等其他各种各样版本的。
很明显，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振兴计划，还是各地的“地方版”经济振兴计划，主要意图还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增长”。虽然也会有一部分投资会“溢出”到消费领域，如在没有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假设之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民工工资就算是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的一种“溢出”，但靠这种办法来刺激消费毕竟要绕很大的弯子，周期较长，规模也相对有限。
应当看到，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我们一种强调“高积累低消费”。没办法，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我们只能“先生产后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的“家底”逐渐厚实起来，就应当国家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可是，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中，投资的拉动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据了解，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出现在1981年，当时的消费率曾经达到67.5%，2003年却下降到不到57%，而最新的数据是55.4%，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比较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普遍比发达国家低15－20％左右。
无论对计划经济来说还是对市场经济来说，投资与消费之间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没有将劳动成果分光吃净，而是积累起来进行投资，实际上还是为了创造更加良好的生产条件，以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很容易形成投资的“淤积”。从这个理念上讲，我们不应当盲目投资，而是应当讲求投资的有效性。
不难看出，在扩大消费规模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实事求是地说，在刺激消费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家电下乡和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至少对中国而言是这样。
不难看出，为了实施这些刺激消费的计划，各级政府“掏腰包”的时候却也很慷慨。其中，实施家电下乡计划需要政府为购买家用电器的农民提供13％的补贴，而成都、杭州、长沙等地向当地低收入居民发放消费券，也需要当地的地方财政“埋单”。
遗憾的是，相对于庞大的刺激投资计划来说，现阶段各级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的投入还属于“毛毛雨”。说白了，还是一个怎样算帐的问题。在“扩内需”方面，有关部门之所以重投资而轻消费，无非是仅从直接回报来考虑问题。可以想象，投资能够带来收益。即使无法带来现金收益，至少盖的房，修的路，搭的桥都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相反，要让政府部门拿出钱来刺激消费，等于政府“白给”老百姓钱。作为一个企业，虽然也要社会责任，但企业行为终究会服从于“经济人”假设，这样考虑并无不妥，但作为政府部门，这样考虑就有失偏颇。既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并不是“经济人”，政府将钱“白给”人民又有什么不对？很对嘛。
当然，政府并不是慈善机构，当家要知柴米贵，算一算帐也是应该的。可是，政府部门算帐就一定要算“大帐”。试想，在国内外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多“白给”人民一些钱，直接来看可以带动人民消费，而间接来看则可以带动全社会投资。应当指出的是，投资会产生乘数效应，而扩大消费规模无异于从终端环节扩大投资机会。事实上，从终端环节扩大投资的乘数效应要比从中间环节扩大投资大的多，甚至是成倍增加。
世人皆知：今日施以滴水之恩，明日换得涌泉相报。如此看来，现在政府部门“白给”人民一些银两用于消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从全社会“白得”更多的回报。无论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回报，还是通过国有企业利润增加的方式回报，都是合算的。现阶段，虽然并不上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算“大帐”，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明白这个道理的官员越来越多了，因而才会有家电下乡、消费券等形式刺激内需的明智之举。
道理讲了半天，目的其实很简单。现阶段必须让更多人明确的是，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固然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但“扩内需”决不可以重投资轻消费，而是要在刺激投资方面与刺激消费方面两手都要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