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30年，私有经济，在中国始终上不了台面。
个体户、小商小贩，总是被各部门管理、收费、驱赶。
事实上，小商贩、个体户经济，从来就没有纳入国家大方针、政策的视野。
其实，中国城乡个体户和小商、小贩等经济体，是贫困阶层最大、最适宜、最中国化的就业市场。
个体户、小商小贩，应该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当然，他们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秩序——到高架桥上摆摊、制贩有毒、有害、假劣物品肯定是不行。不过，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给予更多的引导。
国际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有跳蚤市场。个体户、小商小贩的分布反而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在国外，很多大城市，到了周六周日，在许多大街上，对小商贩都完全处于不管制的状态。
中国人口众多，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所以，在各地各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有不守秩序、无照经营的小摊贩、小卖铺、小餐馆、客货营运等。有人将这样的“经济形式”称为“草根经济”——是形容他们像草根一样附着在大地上，拼命挣点小钱养家糊口。若按正常的要求，这些“草根经营者”大多数是应该被取缔的，因为他们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麻烦，带来了混乱。
一、“草根经济”是在为国分忧
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可知这些看起来不太“雅观”的“草根经济”，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与空间，对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等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因为每一个小店铺、小摊贩，都等于是为社会“提供”着一份低保、一家人的就业机会、一份稳定的因素，甚至基本上都苦苦地支撑着一个或几个家庭的生活。所以，虽然这些人“非法经营”，很多时候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混乱，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无照”、因为他们“非法”就忽略了他们的利益，更不应该对他们粗暴对待。
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相反的情况。管理这些人的主要力量是工商、城管、市容、质量、卫生、文化等执法大队、稽查大队等，但遗憾的是，“小商贩杀死城管”、“城管打人”的新闻时有所闻。其实，对待那些无奈的“草根”，不只是“打不打”的问题。这些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何对待他们，让他们能得到一条合适合法的谋生之道，体现了社会的理性与人性。你剥夺了人家的“吃饭权”，他必然奋起反抗，失手夺你性命不可避免。
芬兰（移居美国）艺术家、设计师E·沙里宁 (Eero Saarinen died in Ann Arbor, Michigan in1910-1961)沙里宁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而这种气质和抱负正是决定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只有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城市，是难以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
中国城市管理者的严苛，没有经济多样性的思想，剥夺了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剥夺，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在为国分忧，而我们的管理者是在为国增忧。
二、“草根经济”在中国困难重重
2007年9月18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约65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自己做小生意的大多数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就凭小小的一方摊位支撑着全家的开销，尤其在物价像“过山车”似的现在，要想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与此同时，个体户也是“没有交易自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代名词。摆正规摊位的，要承受多个部门的高昂收费，有许多个体工商户每月缴纳的国税额和地税额各是100元或不足100元，而工商管理费却高达200多元。虽然现在停征了，但征收时间占改革开放30年90%以上。
摆个路边摊的，要与城管玩猫抓老鼠；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这些普通的经营在许多国家并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不注册就是非法。
整顿市容，因为卫生城市，多少多少的个体经营户就此消失了。就算你想合法经营，也未必给得起戴着各种名目的杂费。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调查，繁重的政府收费已使得个体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一些地方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用有卫生费（向城建局、环保局、环卫站、文明办缴纳）、劳动用工年检费（向劳动局缴纳）、土地发放费（向土管局缴纳）、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刊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
个体户，身上背负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看着更扎眼。那个年代，没有工作，失去工作，就会被社会定格为“个体户”，就会处处低人一等，甚至连讨老婆的机会也没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街头小商贩的崛起。这些街头小商贩中的一大部分就是脱胎于“个体户”，另一部分则是进城赶场子的不守本分的农民。当时，为了生存，这些人是在批判和诋毁的声音中寻求自我突围。各方、各级舆论几乎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帮助。至于事后标榜那是另一回事。
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开始练摊，倒腾，甚至投机钻营。倒服装，倒电器。把南方沿海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把内地的东西倒腾到南方去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有的率先成了万元户。然而，他们都曾经遭遇的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排斥和打压，他们和着苦水都咽到了肚里。其中，最大的制约他们发展和进步的，不是社会舆论，而是来自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层层盘剥、压榨和冷遇，至于到底造成了多大程度多大力度的障碍力，一些正义的真正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曾估算过我们那个时代对于创业成本付出的代价。不过最清楚的只有个体户自己。可以说，中国当今的一小部分民营企业家就是当时这些逆流而上的个体户，另一部分则是从国有资产流失过程中动了脑子和使了手段的“滑头们”。
个体户从贬义词库中挤进中性词库，全因自己的头太硬，脸太厚。他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尽管他们历尽艰难出脱为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实在在本地讨不到女人的，就去其他贫困山区买一个回来，但这一批人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因为，这批人，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他们中许多人淘到了第一桶金后，大多疲惫了，随后就落伍了。
因为，他们毕竟是一批只懂得吞咽压力和苦果，而不懂得、不晓得去体味持续创业激情的一类，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个体户”；因为，这批人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因为，他们一直是为了生存而战，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来不及去规划未来，去追求理想。
社会究竟有没有正视过这些个体劳动者的价值与贡献，他们让商品多样化，也让各种的传统工艺得以流传。而且个体经济可以减少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最重要的是，个体经济让很多依然在温饱以外的人们得以生存下去。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个体户们正在减少，生存环境恶劣。但是他又是县、区等低层级政府和部门公务员的理由与根源。
三、“草根经济”顽强地为城市做贡献
“个体户”被注释成为了“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活跃的一个经济单位。
某地城管队员在执法时，从一无照小贩身上查获了一本“防城管作战地图”，图上不仅详细标明了各繁华地段城管队员上下岗的时间，更有详尽的逃跑路线——“小贩逃跑路线图”的黑色幽默让人唏嘘不已。网上更流传着一个关于城管执法的帖子《祖国啊，我只是想摆个小摊》，其中写到：“祖国啊，我觉得我的大半生确实值一个小摊／就算我不值一个小摊／但我认为不应该殴打我／就算应该殴打我／但不能砸烂我的小摊／就算是应该砸烂我的小摊／但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有了我的小摊还有鸡蛋和葱花／我就还有希望……”对城管暴力执法的愤怒溢于言表，悲怆至极。
其实，放眼我国诸多社会管理事项，像城管执法实践中对那些小人物的“粗暴”是屡见不鲜，在与“刚性有余”的公权的“较量”中，小人物的很多基本权利都不同程度地被侵犯、被抹杀，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破坏了我们追求“和谐”的氛围，严重的还导致对立。有关部门有必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让人性化管理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义，让每一个卑微的小人物，都能沐浴着“和谐的阳光”。
缓解就业矛盾带动经济发展“小商小贩是城市贫民的生计，不摆摊，就没有活路。”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毛寿龙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一个多元化思维的城市，会照顾多方面的想法，容纳多方面的利益。
小商小贩、个体户，在城市中的作用很多，他们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城市的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生存。
这个观点已经在以“善待”小商贩出名的乌鲁木齐得到了验证。乌鲁木齐市政府一位负责经贸的干部这样分析：“有的城市怕小商小贩多了影响市容，把他们当成‘麻烦’到处撵；我们把小商小贩当成‘宝’，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生存发展。”数字显示，在全国个体户数量下降的大背景下，乌鲁木齐个体户数量有增无减，个体户数量达到6．56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2．48％，从业人员达到12．4万人。现在，平均每三天乌鲁木齐就会有一个新的个体户“诞生”。2005年，乌鲁木齐地区生产总值57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34．4亿元，占59％。在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城市中，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名列全国第一。由此可见，小商贩对城市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江苏南京，最具人气的焦点是由小商贩组成的湖南路马台街的夜市，夜市的“红火”带动了周边商业圈的繁荣，也使得小商贩格外抢眼。据当地媒体调查，在这里，大到家用电器，小到针头线脑，应有尽有，而围在这些简易摊位前挑选商品的顾客，也都是普通南京市民和操外地口音的人。记者了解到，这条街上的数百个摊位的摊主，80％％都是南京市的下岗、待岗职工。
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小商贩来自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摆小摊卖东西，已经不仅是进城务工人员的营生，今天，它也成为城里人的一个“饭碗”，并且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对于满足人们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繁荣市场、安定社会等诸多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此，城市更应该宽容小商贩的合法经济活动，为他们的生存打造更宽松的环境。
四、城乡居民生活需要小商贩与个体户
城乡中的小商贩、个体户，大多数百姓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其便捷、灵活和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恨的是小商贩带来的脏、乱、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百姓生活的环境，甚至干扰了社会秩序，与城市的现代化形象反差很大。
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小商贩、个体户给城市居民带来“吃饭张口，穿衣伸手”的方便，因此，更多的人愿意继续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记者在一些社区采访时看到，居民们已接受和适应小区内摊点密布带给他们吃早点、买菜等的便利。
小商贩、个体户卖的东西相对便宜，如果修自行车、修鞋、买水果、买菜等小摊都被取缔了，不仅给普通市民带来不方便，更会提高普通市民的生活成本。
城乡一旦失去小商贩、个体户，可能引起市民生活的明显变化，尤其在我国社区配套服务还不完善的背景下，小商贩有效地填补城市消费中的空白，功不可没。
居民生活离不开小商贩、个体户，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小商贩、个体户。然而，由于“城市形象第一”占据城市管理的主导地位，因此，小商贩与城管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人民日报》引述某地管理部门的一席话，似乎为公众提供一种解决矛盾的参考——衡量城市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越来越方便。“乱”不是放开之错，而是因为管理没跟上。而怎样管，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有观察家分析认为，处于无督管状态的小商贩，势必会给一个城市的形象、治安、秩序等方方面面带来诸多的矛盾，但城市与小商贩必然互相依存，因此绝不能“一刀切”地拒绝小商小贩、个体户。
如何管理城市中的小商小贩、个体户，是一直在不断探讨的话题。可喜的是，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小商贩的重要性，并实行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曹武在媒体上介绍，从目前首都城市管理的实际来看，北京对小商小贩、个体户主要采取“协调各方、综合管理、疏堵结合”的原则，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尽量为从事无照经营的商贩提供合法的经营场所，在解决广大居民生活不便的同时，给小商小贩提供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为他们的创业提供平台。
五、“草根经济”应纳入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量
小商贩、个体户“顽强”地存在，的确给市容管理造成很大的难题，这是矛盾的焦点。对小商贩、个体户当然要加强管理，但一概扫地出门，决非上策。堵还是疏，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第一，中国的小商贩、个体户，没有个金融服务，全靠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始终处于被打击的范围。能否各地方成立个体户与小工商业户自助或互助银行、保险机构。
第二，个体经营者与小商贩，全部生产资料和经营设施，全是自费。政府原来没有资助的先例。是否可以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成立小商贩、个体户投资机构。
第三，取消了小商户的税收和工商管理费之后，在金融危机中，他们的困难，从来没人去考虑，是否考虑把草根经济视为中国经济的组成部份。
第四，草根经济是中国民间经济成长的土壤与环境，私营大经济体都是从个体户和小商贩做起，其艰辛程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国家能否给予适当定位。
第五，草根经济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功不可没，其意义不亚于农村联产承包，但，从来没有正面总结这方面有经验，新闻舆论从正面报导他们。
第六，草根经济，是底层弱势群体解决了养家糊口问题，是国家的稳定的基础。政府最好不要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撤销各部门稽查、稽征冗员，充实服务队伍。
第七，彻底改变“管理——就是收费与粗暴地驱逐、打击”的现状，以利不致引发了社会矛盾与纠纷，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设计人性化的综合服务机构。
第八、政府放开一些行业的门槛，让小商贩、个体户进入城乡建设领域。国有垄断企业的增值业务，全面向个体经济开放。
在帮扶上做足文章之后，要研究规范与教育新方法，且要教育为先。重点是做好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对一些重大违法行为，不只是罚款了事，要形成社会商业道德规范，建立行业准入制度。甚至可以考虑建立地方小商贩、个体户的专业电视台、报纸、期刊。
从职业道德教育入手，形成全社会“诚信、诚实”经商环境，引导草根经济向正式、正规方向发展，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助推民营经济做强做大，培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营经济群，以利促进解决就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