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高级研讨会上称，中国无法很快降低储蓄率，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问题带来的结果，无法通过经济政策得以解决。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显得尤为重要。表面看来，此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漏洞百出。
小川行长在讲话中透露出他对中国的高储蓄率的担忧，其背后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一是高储蓄率俨然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绊脚石”；二是居民高储蓄率是东方人过于节俭所致。事实果真如此吗？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出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被世界银行称为“亚洲奇迹”。尽管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同有一个特征——高储蓄率。这是因为，高储蓄率能对金融环境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高储蓄能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有利于形成低利率环境，削减企业融资成本；从宏观层面来说，高储蓄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波动，维护国家对外信誉，拓展国际贸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可以这么说，高储蓄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力。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较高的经济增速带动了产能的增加，在国内消费难以有效启动的情况下，大量产能通过出口输送到国际市场。结果出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储蓄率、低投资、高消费，和中国高储蓄率、高投资、低消费的“互补”。美国人拼命消费，并利用中国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撑本国经济增长，不可为“精明”之举。也正是这种看似“平衡”的经济运行模式，才造就了中国这一“世界制造工厂”，才形成了中国“国富民穷”的尴尬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次贷”危机最终蔓延到实体经济后，美国消费下降，中国成为直接受害者的原因所在。面对国外消费需求的变动，中国所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高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随着消费等其他积极因素的弱化，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是不具可持续性的，而且，这种增长难以为老百姓带来真正实惠。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尽快激发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让老百姓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有人宣称高储蓄是我们的传统，妨碍了内需的扩大，因此要千方百计地降低储蓄率。在我看来，这好比用寒性药治疗寒病、用热性药治疗热病一样，只会以寒增“寒”、以热增“热”，其最终结果必会“精气内伤，不见于外”。错误用药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其实哪有那么多的传统，如果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老百姓难道不会享受、不会花钱吗？应该说，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谁不向往衣食无忧、香车豪宅的生活？老百姓有很强的消费愿望，但却苦于没有消费的能力。因为，一方面，经济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另一方面，养老、教育、医疗、住房负担过重，致使民众不得不日益积累“预防性”储蓄。巨大的个人消费需求不仅远不能有效激发出来，相反却进一步推高储蓄。
这看起来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但就是这一常识，高层决策者也未必能认识得到，或者即使认识到了，也未必重视。
对待中国高储蓄这一事实，不应强为不可为之事，若采取降低储蓄率的措施，将无异于饮鸠止渴，必将导致改革上的退步。决策层应不遗余力地将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工程建设上，千方百计地帮助广大老百姓提高收入，加大社保体系建设，这才是当前中国经济快速摆脱经济衰退的应有之义。
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能贴上“高储蓄、强投资、旺消费”的标签，那么中国经济才会具有持久的发展动力，中国才会真正成为强盛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