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陈锡文主任在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时公布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调查显示，目前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约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总量在2000万左右。解决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经济社会问题。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已不能适应就业形势，必需尽快进行改革，现在可以先从处于“休眠”状态的失业保险基金中拿出200亿元来进行农民工培训，以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
20世纪的社保模式已不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唐钧开门见山地说，21世纪的社会经济风险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20世纪成熟的社会保险在21世纪是走不下去的。保险制度是上世纪中叶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其背景应该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工业”的社会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保险是与“充分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正规的、不充分的、不稳定的就业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形势下，以往那种“成熟”的社会保险模式正在面临极大的挑战。
唐钧举例说，这种“点人头交费”的方式在现实中的一个尴尬就是越是雇人多、利润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交的保险费越多，企业负担越重；而高科技企业，一些新服务行业，雇人少、利润高，但交的保险费反倒少。这种社会保险模式的不适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不景气。社会保险在上世纪比较成熟时，世界上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为主的，人数越多的“大企业”利润也更多。但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大企业”反而利润少，利润多的大多是雇人少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另外，现在非正规就业者越来越多，他们如何参加社会保险，对他们的就业、失业状况的认定也面临着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情况。
此外，在老龄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下，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唐钧表示，社会保险的“智利模式”所以能成功，是与当时国际经济，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形势大好”密不可分的。而现在，社保基金入市，一方面会面临“缩水”的危险，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挤压小股民利益的道德指责。
失业保险已不适应当前的就业态势。
唐钧认为，此次农民工的返乡潮进一步表明，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也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就业态势。现在，一方面是失业保险基金大量积累，总量达到1000多亿元，用不出去；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民工在失业时得不到失业保险的救助。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唐钧指出，20世纪中叶社会保险制度“成熟”时，西方发达国家都以福利国家模式为基础，而福利国家模式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就业。所以，失业保险制度的设计都有一个领取保险金的期限，世界各国从6个月到18个月的都有，最长的是我国的24个月。这样的设计有一个假设，就是大多数失业者在这个期限之内可以重新找到工作。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在这个期限之内甚至很多人终身也再难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按现在的制度设计，失业保险的期限使这项制度不起作用了。在90年代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都领取失业保险费两年期满之后，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登记失业人员日益减少。另一部分失业者，如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工作经历和缴费记录，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农民工按规定应该也被要求缴纳失业保险费，但他们在失业时往往却很难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事业单位也缴纳了失业保险费，但他们之中又很少有人失业。这就造成了失业保险的大量积累。此外，农民工失业保险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试点，但与城镇居民失业后可在一定时间内按月领取失业金不同，农民工失业后一般只能是一次性领取现金，没有城市居民的失业保险证，也不能在就业方面得到相应的帮助。一次性领取只能起到轻微的救助作用，并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失业问题。
失业保险基金可借钱给农民工参加培训。
唐钧认为，现在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社会保障理念的机遇。比如，我们现在是否能够再扩大我们的政策视野，参考本报前不久介绍的澳大利亚学者孔保罗提出的“互助循环保险”模式，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的本质是为每个社会成员设计一个终身的“人生规划”。这个“人生规划”立足的基点是：现代社会里，一般情况下每个人一生创造的财富应该是足以维持他“从摇篮到坟墓”的基本生活的。新思维是：能否将一个人一生创造并应该获得的社会财富，在他一生中更为均匀地分布；同时在他有特殊需要时，还可以得到足够的社会援助。这种机制是通过“借贷—还款”的方式来体现每个人的个人责任的。
唐钧指出，社会保障的改革面临的难度很大，当前可以从失业保险入手。就业才能拿到工资，拿到工资以后目前的生活才能维持。现在就业形势不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正是发挥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失业保险金作用的时候。我们现在能不能从失业保险基金一千亿里面拿出二百个亿来，认认真真培训100万名年轻人，比如可以给每个年轻人2万块钱，钱不要发给他，也不要直接拿这个钱来办学校，贷款贷给他，拿一万块钱生活费，一万块钱交学费。
他还表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可不同与学校的学历教育，应重点提高工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我们可以请企业有经验的工人作老师，甚至从国外请一些技术工人过来。这样，既可以解决经济危机下年龄偏大的企业技术工人面临的失业问题，又可以有效地带出一批“学徒”来。2年~3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结束时，我们正好培养出了100万的技术工人，职业教育体系也可以基本成型。
唐钧说，这个钱一定是借给他们的，只有借的要他们还他们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个钱，培训的效果也会更好。等他们就业后，工资到一定水平后，如1500元以上，则要求他们开始还款。但可以规定一个比较长还款期限，如10年~15年，这样每个月的还款100多元，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最后，如果将这个事情做好了，将为我们进一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打开一个缺口，也有利于大家从更多的角度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问题，最终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市场经济环境的社会保障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