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项科学的决策，必然会以兼顾多元化目标为基本取向，同时以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为价值归宿。在笔者看来，关于当前备受瞩目的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最值得考量的正在于效用最大化问题。究竟如何实现这4万亿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用？在经济增长的总目标下，是应该更多地依靠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来拉动内需，还是更多地依靠构筑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全体系来抵御风险？这4万亿投资效用最大化的“临界点”又是什么？
4万亿政府投资理念与重点投入的缺失
此次应对危机，国务院启动4万亿投资的理念是“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因此，4万亿投资布局中，交通工程成了重点，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投资1.8万亿元，约占总投资的一半。从比较效用的观点来看，这次政府投资要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政府“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自然重要，定会有其道理，但“铁、公、机、电”这些垄断部门对拉动内需的作用不大，只能体现传统政绩。就说铁路吧，体制落后，政企不分，无法拉动民间资本。那么，是否可以在强调这些交通工程投入的同时，将不太能彰显政绩但却在危机时期能够起化解作用和保障社会稳定作用的国家安全网上加以重点考虑？正如有关专家所言，“与其把钱砸到项目里，铺路架桥，还不如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
“安全网”——金融安全网（重点指存款保险制度）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在4万亿的政府投资组成和重点投入中都几无提及。这不能不说是此次政府投资重点的一个缺失。
建立安全网是政府投资效用的临界点
危机关头，无论是拉动内需还是刺激经济，保证社会稳定当是重中之重。“金融海啸来的时候，当务之急不是‘出海抄底’（收购），也不是内部‘挖坑蓄水’（扩大内需），来不及了。重要的是‘筑防波堤’，筑金融安全网、筑社会安全网，先保住自己安全是首要问题”（朱敏对话魏加宁，《新经济导刊》2008年第12期）。
政府的投资效用，要做到显性与隐性的平衡。显性效用通常体现在项目投资上面，即能看得到、摸得着的显性工程，往往是地方官员乐而为之的；隐性效用则不那么明显，通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工程，但往往是最重要的（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效用就会有所差异。那么，政府投资策略关注于显性工程还是隐性工程呢？这将决定这次投资的博弈均衡点，也就是这次政府要拉动内需和社会安全保障的临界点。试想，没有社会安全稳定做保障，何谈经济发展？好比一个人若是病入膏肓，其余一切对他还有何意义？故而，在建立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拉动内需，至少，在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应该是这次政府投资结构的重心。
最近报道显示，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失业人员提前返乡——截至11月18日，仅四川籍提前返向的农民工人数就已达28万余人（新华网，2008.12.6.）。大批失业潮刚刚开始，远未达到高峰期，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危机来临时都不可避免的。倘若激增的失业人员衣食住行都出现问题，必然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随之增加，使社会有动荡乃至混乱之虞。这正是本次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和社会安全之间的一条红线。可见，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这道防火墙，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投资项目、拉动内需，就是这次政府救市的临界点。
央行放松信贷措施挑战金融安全
政府支出不能代替市场需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下行的趋势，因此必须利用改革来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政府除了对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负担以增强企业活力、放大政府投资的效用以外，还实施了放松信贷五项措施的金融改革。这些改革使银行信贷结构面临调整——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这对快速为企业注入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带来了利好，企业发展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金融安全问题。
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中，银行贷款将至少占到一半以上。在中央要拉动内需的精神指引下，政治分配介入了市场。由于寻求额外收益的冲动，各级政府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随之发生——纷纷去找银行，而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的垄断特权让银行将无条件地放贷，这就会产生“寻租”现象。“寻租”导致道德风险——只要拿到钱，地方政府不再担心效益好坏，边际效用不断递减，加大了银行风险。危机到来时，除了国有银行以外，国家对其它银行出现的风险无补偿义务，都要自担风险损失。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储户的存款得不到任何保证，一旦出现混乱局面，社会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日本“两网、两器”应对长期危机的中国镜鉴
要做好长期应对危机的准备，就要更加重视“筑金融安全网、筑社会安全网”，要以理性的思维看待这次金融危机。目前，国内外专家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看法不一，大体有三种看法：一种是V字型，也称“尖底”，是对政府有救市的期盼，即短期会见底反弹或一两年内可以很快出现反弹；另一种是U字型，可能会在持续三至五年的低迷之后，经过调整复苏；三是L型，尽管政府出台任何利好政策，均已难控制低迷走势，可能八至十年甚至更长，何时调整结束，很难预期。如当年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有必要做最坏的打算，做好长期应对危机的对策准备。
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日本的金融危机，给日本带来了十年的经济不景气，造成大量失业，但社会却没有发生动荡。这是因为日本的“两网、两器”起到了保护作用。一是金融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在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或失去清偿能力时，保证了全部或部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会遭受损失，防止了悲观预期转化为挤兑行为，起到了金融风险“消化器”作用；二是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日本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失业人员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为社会稳定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这“两网、两器”保证了在危机时期的恶化经济环境没有触及到社会安全这个临界点——恶化的经济没有使社会安全环境恶化，是日本在大萧条时期国家平稳渡过危机期并逐渐恢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中国，恰恰在这两方面有所缺失。首先，金融安全网的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还是空白。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其作用是在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稳定存款者信心，能够有效控制挤兑风波的扩散，防范局部性银行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提高银行在社会中的信誉，也为银行的退出提供了保障，减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可能造成的社会震荡。同时使存款人的利益受到保护，特别是中小存款人的利益。如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将存款保险从2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使存款保险制度发挥更大作用。而中国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是金融安全网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其次是中国的社会安全网的脆弱。在危机到来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全国没有联网，省际之间不能漫游，造成浩浩荡荡提前返乡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都不能异地带走，退保现象必然产生，但往往只能退掉自己交的部分，企业给交的那部分保险根本带不走，造成本应解决的社保问题因地方经济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而半途中断。这将潜伏巨大的社会不确定因素，无疑是本次4万亿投资亟待解决的要害问题。
【本文刊于《中国财富》2009年第1期，标题经编辑修改为：《不该被忽略的“安全网”》，http://gongyi.sohu.com/20090112/n26170844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