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核心提示：滑稽的是，中原大旱，仅有的水利设施是胶皮管和塑料盆，唯一的大型灌溉设备是云彩。
从井冈山下来，走向吉安。没有了浩瀚的十万工农下吉安，也没有了枪炮轰隆。今天从井冈山茨坪下山到达吉安，汽车要走三个小时，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整个吉安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农村道路系统，农田水利，也渐进地实现了小型机械化操作。
不过，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改革获得了瞩目成就，但却不应就此给人留下问题已经解决的印象，而恰恰，“三农”问题依然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核心。不幸的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似乎农业改革已到此为止了，往深处去就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动作。
不仅如此，更为令人困扰的是，今天许多“三农”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也有相当部分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甚至在最近些年，基层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许多其在农村本应该履行的职责。我的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改革开放前以及1993年之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县、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似乎无所不在，几乎对农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干预。但1993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此时乡镇的基层政府似乎既没有权力又几乎没有意愿去提供哪怕是最基本、最必要的农村公共产品，履行着某些政府职能，进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多的行政干预变为过少地运用政府权力。政府服务与经济管理的区分是必要的，但也在农村地区留下了政府的真空，许多农田水利设施由于没有了政府的参与和主导，而渐渐变得荒废了，加深了中国的粮食危机和农村生态环境危机。
以某市某县某乡的某个水库为例。水库是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前修建的，曾经（至少是在10多年之前），该水库的灌溉面积能够覆盖十几个村（几十个自然村），但今天，水库渠道覆盖面上，绝大部分村庄的农田都享受不到了，在这二十来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大修过，水库濒临干涸，最近几年不少村民在水库里养鱼撒网，不准放水灌溉，甚至许多村民在水库边上建起了大量住宅。这样的恶果之一是，本该享受沐浴的农田要么只能靠天吃饭，基本上晚稻有雨水就种，雨水不足就荒废、或者变为旱地，要么家家户户买小型水泵抽池塘的水灌溉。而这样做产生的连锁恶果之二是，由于大量使用柴油汽油水泵，不断有池塘干涸，柴油汽油渗漏进田地里，造成大量水田和池塘的生态破坏。连锁的恶果之三就是，由于农民要额外支付购买水泵、柴油、汽油的费用，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在今天看来，农村基层政府本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有效行使的政府职能不是没有被提供或被行使，就是被严重地忽略了。应该说，这绝不是农村基层政府的错，而是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走向的问题。不明确的改革方向、不完备的改革措施、以及不到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必然会导致上述后果。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地方基层政府主导的退出，一个可以为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农村中小学校、以及维修水利、维修灌溉和防洪系统提供资金的来源、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扩展农村市场的公共服务措施的不复存在。仅拥有几亩耕地的单个农村家庭是无法承担维护灌溉水库和水渠的责任的，更不用说那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壮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的都是些老年与妇孺。对农村水库水渠等水利的维护，需要由政府单位和与之相联系的部门来集资并进行必要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改革开放前的生产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还未完全转型的基层政府能够行使这些职能，但今天显然在有些农村地区没有了实质上能够承担起维护必要的灌溉设施责任的机构。上述就是我对农村灌溉渠道和设施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而提出的抱怨，我觉得，本不应该这样、也可以不是这样子。
我的观察还表明，农村地区这些年环境污染加剧了许多，但整个农村社区保健护理的数量、有效性和质量都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提升，因此，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和质量实际上正在下降。农村的许多轻重病都要转移到大中城市去治疗，因此许多农民倾家荡产也支付不起城市昂贵的医疗费用。
有数据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比重逐年下降，且大量一部分的投资没有投入到水资源保护和灌溉投资，政府职能没有发挥得当。与之相反的是，国家财政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城市，中国财政投入和政策决策的偏重城市化倾向，加深了农村的危机。我们不能说这是错的，但至少到了今天，该是修改有关决策政策的时机了，在城市，就好像只有炒房炒股才是中国GDP的增长热点，但这显然是畸形的。因此，我也相信，如果改革目标正确，改革措施到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来自农村。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问题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个案来探讨一些农村改革偏误的细节性问题。当经济开始增长时，农业在经济中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比例开始下降，狂热的打工潮说明了这点，并且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进行农业活动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了。这既是一个好现象，但同样是一个大问题。按照发达国家的规律，当农业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可以通过在保留其农村住所的同时，向城镇迁移并由于其从事的是非农活动因此理所当然没什么障碍地定居在城市。但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迁移受到严格的限制，最近十来年甚至连大量大学生都不能完全做到，大量大学生的人事档案关系被放在了人才市场，除非后来跟城市居民结婚、或买了房子，或工作单位落实，而对农民来说，除了少量富裕的在城市购买了房子，以及农村基层政府官员外，农民定居城市可以说是几乎被禁止的。
今天中央已经意识到了在今后二十年里为上亿农村居民寻找就业机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了。可是，创造这些工作岗位所需的资本该从何而来呢？我想说的是，当大多数城市建设规划成型的时候，可持续发展要求国家财政的大量部分要开始顾及到农村地区了，除非城市要反复、不断地“拆了建、建了拆”地进行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
1993年以来对农业的漠视将带来了很多严重的后果。由于地方财政资源无法充分为农村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结果，到今天，中国本来已经相当大了的区域和地区收入差距，现在进一步地扩大。其实，井冈山根据地只所以能存在，井冈山斗争之所以可以很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贫困。这种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同样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很头疼的事情。
当然，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地扩大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低收入的农民没有能够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实际上书以亿计的农民确实比过去几年要富裕一些，但收入增长的差距和不断加深的可支配绝对收入差距，已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因为所谓的差距或差异，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感觉，一种对比之后的心理意识，所谓的“仇富”者，并不必然是他比过去更穷，而多数人是感到不平衡、不公正、不公平、不透明。这不是某个人的错，每个人都会犯这个“红眼病”的，同样的劳动、同样的付出，凭什么你得的更多，凭什么你可以不劳而获而我累死累活只获得这点。
农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在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成了鼓噪撤销改革、或者是暂停改革试验的论据。这些年市场经济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上述情况就的出现。
在中国，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所实施的政策和那些在各个大城市设置某些区、县、镇修建豪华办公楼和官员别墅公寓所实施的政策大相径庭。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震跨的不仅是生命、是财产，震跨的也是中国农村教育。汶川地震，震出了地震灾区中小学教育设施的落后，震出了教学楼质量的劣质，命中了主导灾区中小学教学楼修建的职能部门与建筑商的卑劣。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农村改革、特别是欠发达省份农村改革仍远未结束。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在其进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灵活性、试错性和实用主义。曾经震动世界的政治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今天看来，需要修正了，因为没有制度与机制约束不管过程的发展最终会走向毁灭。乡镇企业并没有获得当初所吹嘘的成功，因此也无法吸纳足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粮食供是有保障的，但这种保障的持续性还要看中国城市和工业改革状况，袁隆平院士关于清查中国粮库的建议绝不是空来穴风。中国的棉花和粮食储备有了很大增加，但入世后全球化背景下同样要求小心谨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很多人盖起来楼房，但这些收入的增加不是来自农业，而是来自打工。打工的工厂多数都是在城市，因此工厂的利润和打工者的工资都应该算作城市收入，这说明，这么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没有显著地减小，因为这部分打工收入本应该是城市居民的，但现在给了农民，因此最近这些年城市贫民也显著增加了，下岗、失业、吃低保、摆摊设点的市民生活并不比农民日子更加好过。情形一样，同样扩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
总的来看，一方面，这些年中国农村改革使基层政府放弃了政府职能的同时，又几乎没有建立相应的机构来代替行使这些职能。因此，在农村医疗卫生、农村中小学教育以及农村水利建设等许多应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职能方面，情况都有所恶化；并且，虽然最近农村道路交通系统有很大改善，但依然没有改变中国财政支出配置的强烈城市化倾向。另一方面，任何会导致决策权明显分散和增加市场作用的改革都有待于首先对工资和价格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但在官僚垄断集团的价格同盟瓦解之前，工资和价格的放开控制并不能使农民获取更多利益，相反，市民在粮油、蔬菜方面支付更多了，而农民农业收入并没有比以往增加多少，大量的利润被中间垄断集团攫取了。因此，支持性的农业价格政策是目前的较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