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中国大战略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经济



不是不重视高科技的发展,但在一个13亿人口,其中7是农民,其人力资本含量又不高的国度,处在低端的制造业才是最值得关注的。这是因为,如果7亿农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根本改善,说出花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不成功的。而处在低端的制造业则几乎是农民生活根本改善的唯一依靠。经验证明农民生活改善过去靠的是制造业,经验还将证明农民生活根本改善将来仍然要靠制造业。

问题是,处在低端的制造业是有其自身致命弱点的,它利润薄,要依靠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生存。过去,这样的低成本条件我们是俱备的,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很顺利,以至世界上到处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中国经济因此被誉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现在局势起了变化:一是经过这些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劳动成本有了大幅提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了;二是由于我们不恰当的政策和立法,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三是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我们面临着低劳动成本国家的强力竞争;四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产生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阻力,这几年人民币承受的升值压力就是例子,人民币因此离开了盯住美元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在这些转变了的局势中,劳动成本上升本来是我们意愿看到的。我们发展经济本来就是要让人民富裕,特别是要让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底层人民富裕起来。假如这种上升完全来自于需求的拉动,是自发提升的结果,那么毫无疑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然而问题在于,这里面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推动。因为这种人为因素的推动,劳动成本上升有些过早过快了。

是奇怪的现象,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仍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劳动成本竟然大幅上升。我把它归结为是最低工资法、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这里不去分析资产泡沫的原因,而是要指出,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对于低端制造业的不利影响。不是简单的工业产房、商业店铺成本上升的问题,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想想看,房价高企,工人的生活成本就不能低下来。现在我们问,因房价高企而导致的工人生活成本的上升谁来承担?和这个问题性质相同的另一个问题是,商品消费税是由消费者承担,还是由企业承担?答案是,消费者和企业共同分担。产品的需求弹性高,企业分担的就要多一些;产品的需求弹性低,消费者分担的就要多一些。同样的道理,房价上升对于工人生活成本的提升也是要由工人和企业共同分担的。这就是交易的性质。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交易双方对立的那一面,还要看到双方利益一致的一面。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当然,你的收益也是我的受益。这就是科斯定理。其实科斯定理讲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交易的性质。

我在好几处场合都讲,房价不下跌是要以制造业成本上升,未来生产减少,就业减少为代价的。是的,目前的金融危机使我们面临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让房地产泡沫破裂,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而如果我们救房市,维护房价,那么又将伤害未来经济发展。世事本来就是如此,凡事都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问题在于,我们要判断哪一个选择的代价更大。我的判断,就算我们人为维护住了房价,未来两三年,房地产也是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拉动。反之,房价跌一点,只要不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不允许经济向下调整。经济之所以向下调整,不是因为现在出了问题,而是过去经济发生了错误。现在经济向下调整是对于过去过度扩张的修正——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从结果上都要归结为过去的过度扩张。就像一个人,因为过去的不小心而得了感冒,这个时候是需要停下来休息休息的,你不能连这样的停顿休息也不要了,你不能连过去的错误也不要修正了。不要救房价,相反,要大规模地增加城市和工业用地供给,不能为了眼前的一时繁荣牺牲了未来制造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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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讲衰退是因为需求不足,他有三大理由。今天我们面对金融危机,不去深入探求具体的原因,表面上的确总是表现为需求不足,这使凯恩斯主义有了大用场。但我认为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需求不足根本一点还是收入不足,而收入的背后是生产,收入最终只能来自于生产。因此短期的需求管理必要,但是维护和培育我们的产业的长期竞争力,这才是根本之所在。

回头再说最低工资法和新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帮不了广大劳动者,这个问题,教科书讲的清楚,又有众多经济学家做了深入讲解。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两个东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广大民众的人力资本含量又不高的国家危害尤其大。人口众多既可以成为我们的优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劣势。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人口众多就不仅不是优势,还会成为负担的。人要穿衣吃饭,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因此就业永远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而就业的核心又在于让劳动市场保持高度的弹性。假如我们的劳动市场没有弹性的话,那么我们众多的人口就成为负担了。这些年,没有新劳动合同法,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进行的很好,卓有成效。为什么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卓有成效地进行的时候推出那新劳动合同法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广大劳动者的权益不是通过一纸法律条款可以规定的,而是要由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

知道吗?“中国奇迹”一部分是靠西方发达国家帮忙的。他们的福利主义大大地帮了我们的忙。发达国家有很好的制度,法律的,政治的,都很好,但有一样不好,就是他们的福利主义。有一些福利并不坏,但变成主义就不好了。福利主义不去除,发达国家的问题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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