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愈演愈烈的就业潮和失业潮,我们的家庭工业亟待转型,改变过去备受质疑的临高污染、高耗能、安全隐患突出的旧式家庭工业。让新型的工业模式成为家庭工业的主流,我们知道,大中型企业需要现代化的转型,而家庭工业更需要现代化的转型。
过去农民自发创造的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吸纳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形成著名的打工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家庭企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产品销路的困难,由于所从事的工业模式比较落后,也遭到了众多人士的批评。
我们知道,江浙的家庭作坊在明清时代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规模,但最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生产方式改进的潮流,主要是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明清两季采取让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政策,防止社会的动荡,结果是明清两朝在外族的打击之下,两朝末年都出现农民的大规模的暴力型流动。限制人口流动成了阻碍资本与劳动力结合的最大屏障,也是资本所需要的市场大大减少。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总是在简单生产中循环。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80年代末,形成了打工潮,江浙小作坊迅速演变为中小企业,有些家族式企业还成为后来著名的现代化的大公司。由于需求结构的改变,特别是有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现代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的问题。
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基础,已经存在好几千年了,我国的家庭还发展成为家族。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家族成为政权分治的基础。中国不像西式单元,西式单元最小单位是个人,而我国的最小单位在家庭。因此,西人比较注重自由,我国人主要注重团结,家庭成为成员生活的核心,也是生产的最小单位。
即使是西方,家族式企业的数量占得比例更高,世界五百强企业更多的是家族式企业,就中小企业中,西式的中小企业也很多。如瑞士、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现代家庭工业产值都占到GDP的20%至30%,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40%以上。瑞士的高档钟表、以色列的钻石首饰、德国的精工小五金等主要出自家庭作坊,美国长岛1000多家企业,其中800多家是提供尖端技术产品的家庭工业。
因此,家庭工业并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吸纳机会的新海绵。关键要看家庭工业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和管理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也看家庭工业所生产的对象是什么样的,这才是判断一个企业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的标准。
浙江省的家庭工业很发达,也是很多农民工、大学生就业的集散地,家庭工业在就业、致富方面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效果。目前浙江从事家庭工业的人员分别占到全省全部就业人数、全省工业就业人数的1/8和1/4。在全省31.4%的行政村中,家庭工业收入已经成为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有关部门统计表明,安排1万户家庭从事家庭工业,年产值在50亿元左右,至少可以解决两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诱发很多农民工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工厂之际,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之下,如何重启家庭工业在吸纳就业人口的海绵效应的问题,是需要各级政府大力扶持的,像浙江这样的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地区,转型并不成问题。内地一些地区,投资环境就比较差,比如行政权过度的干预市场,对所在的企业造成伤害,还有些地方,地方势力比较强,一些黑势力比较猖獗,使得很多企业生存不下去。这些不仅对地方治安形成威胁,更重要的是地方经济难以快速发展。所以,内地一些政府的责任更重大一些,保护好投资环境,打击危害企业的犯罪活动,让众多的家庭企业的海绵,吸纳更多的劳动就业,而不是老是把自己的劳动力搞异地工业化,更主要的是发展本地工业化。虽然这样在短期内任务很重,困难很多,可能会遇到保守势力的阻力,但毕竟发展的是自己的地方经济,实现全国的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也能缓解春运潮的压力。
在笔者和众多的农民工交谈的过程中,很多人表示,如果家乡能够有厂房,宁肯工资少一点也不愿背井离乡地出去打工,现在产业内地转移的趋势很明显,内地各级地方政府率先优化自己本地的投资环境,积极迎接这一历史性的机会,增加就业,刺激本地经济发展,形成全国性生产模式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大转型。内地也可以搞家庭新工业,我国的法律是区分家庭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只不过需要细化,这也是家族式企业发展的一个法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