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意图是明确的,中国需要采取一整套的办法来降低储蓄率、拉动内需,办法应当包括汇率、利率、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服务行业特别是农村地区服务业等多种手段(2月11日《新京报》)。
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高储蓄率会招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谴责”;谁也没有想到美国前任现任财长以及联储主席会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的负储蓄率,美国的过度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寅吃卯粮消费反而有理了,中国的高储蓄率竟然理亏了,用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欧洲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提问时的话语:“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子”。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一个国家必须保持恰当的储蓄率,否则对经济以及百姓将会带来影响。美国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寅吃卯粮消费、无计划消费是吹大房地产、金融泡沫的最大祸首。最终酿成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危机。最后经济、金融崩溃,民众失业增大,受危害最大的还是百姓。一个国家储蓄率过高所表现的另一个方面是消费不振,经济发展发展后劲将难以为继,同样对经济发展不利。 一个国家的储蓄率高低还与该国的国情、文化有关系。如果人口众多,社会保障全覆盖难度大,百姓就会自觉储蓄防老、防病、防不测;一个国家如果有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习惯,储蓄率就会长期居于高位。 1998年前后,中国的储蓄率大约37.5%左右,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到2007年,上升为49.9%。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百姓财富急剧增加;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适合百姓储蓄以外的投资品种缺乏;中国的看病、养老、最低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百姓消费有后顾之忧,通过储蓄以养老、看病,以备不测,为未来支出做打算;中国百姓有喜爱储蓄、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历史传统习俗。更为主要的是,随着1998以后中国的全面市场化改革,百姓对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担忧,造成依靠增加储蓄来为未来着想的倾向大幅增加。比如: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百姓对未来这些项目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促使百姓不得不通过积攒储蓄预防这些项目支出。对于有13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7亿的中国来说,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内不可能全覆盖的情况下,必须保持一定的储蓄率,反之,风险会更大。再者,中华民族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习俗很难改变。同时,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角度来说,中国绝不能倡导美国式超前消费。试想,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如果中国也与美国一样储蓄率非常低,那么,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将会更大,经济复苏将会大大减缓,后果不堪设想。正是中国保持了高储蓄率,保持了流动性充足,才有挽救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复苏的后劲和潜力。 不能从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上把百姓的储蓄硬性赶出银行,而要通过增加百姓收入、加大社会保障、平抑过高物价、提供优质服务和具有吸引力的产品以及创新百姓投资渠道等方面,引导百姓自觉自愿消费、投资。中国还是要保持适度的储蓄率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