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拜读了“张维迎：破解中国改革逻辑”一文（天益网），就想起了这个题目。就此题目浅谈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思路、观点、及其结果，这对于解除我们的迷惘和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是，中国先进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先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再进行法制在先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减少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市场，充分发挥“看不见手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要放弃干预市场的行政方面的权力。放弃权力就可能失去权利，因此，张维迎说：市场经济化的改革使得政府公务员损失最大。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一些网友的一片谴责之声。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的改革，政府不但没有退出市场，而且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官员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党政一体，使得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限制没有边界，“权力资本”主导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使一些官员暴富。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以权谋私，通过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确实飞速地“先富”了起来，沿海地区有些乡镇长甚至迅速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耿 法《官员的先富与后富》2007年11月07日 来源:大河网-天下声音）
一些官员暴富的秘诀不是张维迎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的本身（不能冤枉了他的好心），而是权力资本。权力资本“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色彩，改变着她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语）权可以换钱，钱可以买权，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再加上一些政府官员通过垄断国有企业和贱卖国有企业获得的“外财”，很快就暴富起来。这样的权贵主导的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经济大相径庭，于是有良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吴市场（吴敬琏）就大声疾呼，加快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跟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否则就会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的西方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梦想被破灭了。
但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战役”任务基本完成，后30年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最近的文章“我看中国改革30年”等文章说，自由化市场经济的“两大战役”的改革——价格自由化和企业的非国有化——已经基本完成。价格自由化应是张引以自豪的贡献，是他首先提出了通过“双轨制”过渡到价格自由化的单轨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了第一道难关。但他这一功绩的另一方面却是权贵官僚及其亲属获得了获得了第一桶金，使得权贵资本主义开始形成。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加价，所得入私；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聚敛起第一桶金。而张除自豪外，对这第一桶金却只字未提。
他谈及的第二大战役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张说，国企的非国有化已经基本完成，进一步的工作已经是技术问题了。张说的很对，国企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变更为国有，后又通过2007年的《物权法》，变为各级政府所有；这实际是政府官员私有，这可从高管与一般工人的收入的巨大差距、高管的既是官员又是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企业负盈不负亏的实际规则看得出来，所谓的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已经不复存在。
在张等经济自由主义倡导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使权贵资本主义获得了资本积累的“第二桶金”。这就是，利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的漏洞，一日之内就将国有资产以极低价甚至零价向自己或子弟亲友内外商人出售，买断职工工龄，吞没他们在十几或几十年内对国家的贡献，大肆逃废国有银行债务，再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继续掠夺广大股民利益。
由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僚共同发动的“两大战役”，大大胜过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那次，是伤亡了千万中国人的代价推翻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在大陆的专制统治；这次，就是没有枪声和炮声的和平变革的“两大战役”却重新培植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这是权力资本所向披靡、威力无边的丰硕成果，这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
那么，经济自由主义以后的改革方案是什么呢？
张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宪政，这可是目前老百姓盼望根治腐败和解决两极分化的迫切需要啊！可这位“两大战役”的胜利者却把百姓的迫切需要推到60年以后。他说，下一个30年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前15年是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张这样说：“第一个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张维迎：“我看中国改革30年”〈天益网〉2008-12-17）这是张维迎开始给我们画政治画饼的第一张。
所以说这是一张政治画饼，就是因为要建立约束政府的法治社会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就必须分权制衡，就必须落实邓小平的党政分开，就必须把人大的主人权、政府的社会公仆权及公正的司法权分开。如果继续把这三权合三为一，就不会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而张维迎闭口不谈分权制衡；这个忠诚于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张维迎连“党政分开”都没有涉及。远不及另一经济学家吴敬琏还大声疾呼党政分开。
所以说这是一张政治画饼，还是因为他把民主选举放在司法独立的后面。他说“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如果司法界的官员不是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从而接受公民的监督和罢免而对人民负责，而是对任命他的上级长官负责，那就决不会有公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所以，民主选举应在司法独立之前。
实际上，宪政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落实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公民有了政治自由权，才会有宪政，然后才有民主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这四者的关系是自由、宪政、民主、法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争取宪政的过程中，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相伴而生的。中产阶级在独立的手工业时期是君主国的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又是纳税的第三等级；在后来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他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1995年版）
而张维迎主张建立宪政，却只字不提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自由权。如果说落实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权是冒进，会导致“流氓政治”，那就先落实中产阶级纳税人的政治自由权吧（建立纳税人的监督组织）。笔者曾发文主张党和政府允许纳税人组成“纳税人监督委员会”，监督税款的征收和税款的使用，坚决制止对中产的民营企业乱收税费，坚决制止官员“三公”的高消费（去年是玖千亿圆）。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有极大的可能进入宪政的门槛。
张维迎认为，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有负责任的投票民主；否则，“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这应该说是正确的；然而，既然张认为“两大战役”的胜利已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那么，为什么不去推动中产阶级去争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权，去争取宪政改革呢？张不但不去推动强大的“中产阶级”去争取宪政民主，反而空谈什么前15年后15年？最后说，中国实现真正实现宪政需要60年。一下子，就把老百姓渴望的宪政民主支到了2068年，这比邓小平和继承者承诺的民主还晚了18年。
有一首歌唱道：我们曾有过迷惘和期盼，但结局使我们看穿了丑恶和欺骗。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国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照搬”到中国来（笔者不否认他们为国为民的良苦用心），而一向反对照搬西方的官僚却欣然接受为我所用，这里的奥妙究竟在何处？（在80年代，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好几种方案，其中就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但官僚却对撒切尔夫人和克林顿向右转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情有独钟。
虽然张教授照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培植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但他还是希望普通老百姓也富起来，也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张维迎建议说，“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国有上市公司拿出４０％股份，外汇储备拿出１万亿（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１３万亿（元）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１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５万（元），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笔者认为，这样做的前提是国有财产是属于全民有，可是，经过张教授等经济学家倡导的国企非国有化的改革，经过《物权法》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属的规定，难道这一建议能得到权贵资本主义的允许吗？难道这不是事后哗众取宠的画饼吗？
张维迎还提出了克服经济危机的极好的建议，他说“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刺激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2009年02月16日，《中国企业家论坛》腾讯网）对此，一位网友说张教授不愧是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笔者也这样认为）。可是，没有宪政体制，这样好的建议是无法实现的；但老百姓急需的宪政却被张维迎一秆子支到2068年去了。
尾音是：张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前30年引发的“两大战役”，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权贵资本主义。今天，他们又给我们画了30年乃至60年的巨大的政治画饼，等待中国老百姓的又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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