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一个曾经封闭的大国，中国走出了一条既符合自身禀赋、又因应全球化机遇的财富之路，中国人的创业与创富实践证明，他们是全球新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勇者、智者、能者、勤者，因而也是赢者。
大国崛起，财富涌流。 拿这八个字描摹今天的中国，这一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相信没有谁还有疑问。 “一块看得见的新大陆在崛起，它将出现在所有超出国界的视野里。”这是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刊词中的一句话，今天读来，更觉恰如其分。 从GDP的角度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虽然GDP的增速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不一定成比例，虽然“GDP至上”和“GDP崇拜”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批评，但没有人否认，更高的GDP有助于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写到的：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GDP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知识、廉正、勇气、智慧或对国家的热爱，但当人民不用过多关心是否负担得起生活的物质必需品时，这一切美好的气质也容易养成。 “简言之，GDP没有直接衡量这些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但它确实衡量了我们获得能使我们过上这份有意义生活的投入能力。” 而从个体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有些人获得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财富，是经济发展的正向标志。前两天，胡润告诉我，他即将推出的“2007年中国百富榜”，入围者达800人，最低门槛则是拥有相当于8亿元市值的资产（和去年500名的门槛一样）；头100位富人的门槛是70亿；头10位富人门槛是300亿；而首富的身家将达到800亿。这些数字令常人诧异，但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当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了差不多30年，个人财富的迅猛增加、“中国富人成为世界富人”，其实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然而，为什么，此时此刻，谈到财富，很多人的内心又有一些不安呢？ 这就需要思考，财富的起源。或者说，财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是怎样产生的？ 在240年前的亚当·斯密那里，“金银不是财富增长的源泉，只有包含着人类劳动的商品才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把分工的深化，以及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交换，看作财富的起源。 似乎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家毕其一生研究财富问题，但每个人的研究，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又都和财富相关。无数答案集结起来，犹如丛林中的路径，各有不同但又彼此连接。 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马克思认为，生产财富的要素，既包括劳动，也包括生产资料。他强调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仅表现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还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时间的减少，表现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他写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历史上，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都曾被视为财富的源泉。重农主义者认为，物质财富来自农业劳动，这是取得财富的正当方式；商品交换蓬勃发展后，重商主义者把货币当作财富，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所产生的让渡利润；晚期的重商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财富来自“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正如斯图亚特所说，财富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产生的。这种“重工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比之早期的货币主义“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在另外的线路上，从企业家的角度，约瑟夫·熊彼特看到了“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的“创新”的作用；奈特提出了“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命题，未来总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在德鲁克那里，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仅提供商品和劳务是不够的，它必须提供更好的、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对企业的目的，唯一正确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只有满足消费者的种种愿望和需求，社会才会把财富资源交给企业，企业才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此外，舒尔茨从人力资本、迈克尔·波特从竞争战略、科特勒从营销与品牌、彼德·圣吉从学习型组织、约翰·科特从领导力、哈默从流程再造的角度，都提出过重要的理论。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信息化浪潮下，技术与知识产权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制度经济学对建立一套尊重产权、可依赖的制度体系，以及塑造相应的以信用为中心的文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倡导。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创富热潮。 所有这些和财富相关的命题与观点，都可以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中找到鲜活的案例。从刻苦的劳动到对机会的敏感，从管理的提高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对非劳动收入的肯定到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体现。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封闭的大国，中国走出了一条既符合自身禀赋、又因应全球化机遇的财富之路，中国人的创业与创富实践证明，他们是全球新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勇者、智者、能者、勤者，因而也是赢者。 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从外部来看，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机遇，但还没有真正经受资本全球化的洗礼。当全球虚拟资本的流动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当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越来越多的“创新过度”，而同时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还体现在加工组装阶段，我们正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中国的财富积累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国家理财”已迫在眉睫。而这方面，恰恰是以前埋头生产的我们较少涉猎的。 从内部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启动内需、调整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同样挑战多多。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Oppenheimer）指出，有两种获取财富的途径：一条是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以及自愿交换别人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另一条是规避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是某个人或某些人通过暴力攫取他人的产品。当我们检视身边财富涌流的另一面，也不难看到如下的“财富”：靠行政性垄断获得的财富；靠土地价格上升获得的财富；靠让无数孩子沉迷获得的财富；靠挖煤挖矿而不加补偿获得的财富；靠夸大其词的保健品获得的财富；靠虚张声势的题材在资本市场“巧取”的财富；靠权力“延伸使用”获得的财富；靠对劳动者的剥夺获得的财富……这些形式的财富，或许目前还都在法度之内，但绝对不是创新的回报，不是承担风险的报酬，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结果，相反，它们和牺牲、透支、扭曲联系在一起。 如果财富的增长不顾及社会成本，不顾及环境代价，不体现消费者利益和国民福利的真正增加，那么，财富并非社会的福音。 我们不反对各种各样的富豪榜，我们也愿意承认大多数富豪的财富生成过程经得起法律的考验，但是，它们都经得起价值阳光的照耀吗？它们对于我们的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为“正的外部性”与“负的外部性”？ 40年前，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曾这样批评GDP指标：“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追问，如果财富的过程和结果，都和我们的生活意义，和那些与真善美相关联的意义背道而驰，它还值得我们追求和夸耀吗？ 毫无疑问，贫穷不是中国的目标，那种“将林中之鸟以及水中之鱼的无所需求和贫穷当作人们行为的理想模式”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但是，财富不是一切，也不代表一切，我们更需要的是价值。财富很重要，人的价值更重要。 让我们从关注财富数字，走向关注人的价值、环境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公共利益的价值、和谐的价值、公正的价值。只有这样，中国的财富增长才会更健康、更清洁、更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