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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6日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合撰文：经济复苏取决于“G2”。
他们在其撰文中称：“引发全球广泛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对美国而言，消费热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产生的。同时还伴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暴跌。对中国而言，储蓄过剩是金融、公司和资源部门结构畸形的结果。”
中国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但中国的家庭储蓄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来自企业部门大公司的储蓄高得非比寻常。雇用着80%的工人的中小公司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部门是由四大银行主宰的，而它们主要服务于大公司。小企业缺乏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制约了它们的发展，限制了就业并带来了下调工资的压力。实际上，中国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小公司一直在补贴大公司和富人。
林老师和行长的此文把中国所谓的“特色”分析很是透切，在这里笔者只想顺便提一下小平同志说的一句：“在发展中解决矛盾”；现在发展得慢了，或者不发展的时候，根本的方法就是改革，而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分配的不均问题；也许有人会反驳，现在的即使处在经济危机时期，但至少生活比改革开放以前要强？的确比过去要强，但是人们宁愿回到过去的大家都吃窝窝头的年代，也不要生活在“少数人吃有肉馅的包子，而大多数人仍然吃馒头”的今天，殊不知，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乎？
第二点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主要引擎之间存在本来可以互补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两个国家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政治合作的话，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根本完全可以解决；相反，虽然目前这两个国家都在非常积极采取挽救措施，可都是不治本的措施，只能是临时抱佛脚而已；从长期来看，美国坚持所谓“自由消费”也是正确的，而非从本国的角度出发，出台“限制”消费的措施，而应该实行的是，消费减速式增长+加速式的储蓄；我们中国也应该本着两国合作的角度来制定相应措施，不是一味地大搞“罗斯福新政”，大量投资于大型公共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而是出台相应措施“极大地缩小国民收入不平等的差距”，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这样顺其自然地解决了“该消费的多数人能够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