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本文是根据一年前的致社会历史学人公开信《从心体认社会人，重新推演天下事》改写而来，文章着重论述了“注目礼”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我”为什么是社会人——的回答，并强调：“注目礼”的发现是回到元点重新思考的结果，对“注目礼”的思考与批判可能也必须回到最基本的理论层面。
人为什么是社会人？
应该说，这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按著名学者汪丁丁先生的意见，这是全部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并不过分，如果连人为什么是社会人都没有回答，我们怎么搞社会科学呢？
回答此一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人类社会最初是如何诞生的。这是自然而然的，既然要回答人为什么是社会人，当然就得回溯到人类社会最初，即所谓原始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此有种种思考，路易斯·享·摩尔根可能是第一个集大成者，专著《古代社会》，按恩格斯的说法，“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以至于恩格斯认为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只是“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马克思也撰写过《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目前对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解释可能主要来自于摩尔根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关于史前社会的论述，旧石器、母系公社、新石器、父系公社、家庭、私有财产，乃至最后奴隶出现、国家形成、剥削伊始，一大堆，摩尔根有非常详细的论证，乃至大量的考古证据。但摩尔根的核心观点应该不出乎此：大自然是贫瘠的，甚至是险恶的，人类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有且只有团结在一起，就这样，团体诞生，氏族出现，社会形成。
事实上，摩尔根的观点并不新鲜，在西方思想史上，大哲学家们虽然没有像摩尔根那样系统地考证和论述史前社会，但多少也有所涉及。比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享有“政治学之父”的美誉，是最先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人，在代表作《利维坦》中就提出过“自然状态说”，主要观点就是：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人类必须订立社会契约，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用社会大生产来改造大自然，从而创造人间天国。显而易见，这与摩尔根的核心观点遥相呼应。
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更是把“自然状态说”发扬光大，形成自己的“社会补救说”。休谟认为，在获得生活资料上，人类与动物相比有三不利：“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艺方面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
怎么办？休谟旗帜鲜明地指出：“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惟恐意犹未尽，休谟进一步细说端详，“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况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
无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还是休谟的“社会补救说”，初一看，都言之有理；细一想，却存在问题，第一号就是：“自然状态说”是假设的，它假设大自然是贫瘠的，乃至险恶的；“社会补救说”也是假设的，它不但假设了大自然的贫瘠和险恶，还进一步假设了人欲和人手的不对称，怨天尤人的，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
学术思考最要讲的就是严谨和严肃，鉴于“人为什么是社会人”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作更全面的了解，在西方思想史上，有没有不同的说法呢？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与霍布斯和休谟大异其趣，提出了与“自然状态说”和“社会补救说”完全相反的看法。卢梭这样描述人最初在大自然中的生活：
“我便可以看到人这种动物，并不如某些动物强壮，也不如另一些动物敏捷，但总起来说，他的构造却比一切动物都要完善。我看到他在橡树下饱餐，在随便遇到的一条河沟里饮水，在供给他食物的树下找到睡觉的地方，于是他的需要便完全满足了。”
既不贫脊，更不险恶，在卢梭笔下，大自然简直是洞天福地，与《旧约·创世记》所描写的“伊甸园”暗合。但显而易见，这与霍布斯和休谟笔下的自然状态完全两回事，一者“伊甸园”，一者“失乐园”。
孰对孰错呢？我们不是人类学家，似乎不应该在这里手起刀落。幸运的是，迄今为止，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没有被人类文明完全彻底地“格式化”，偌小的地球村还多少有所保留，甚至还可以找到某些原始部落。从被保留的自然状态来看，乃至从某些原始部落的生活看，都可以肯定：卢梭是对的，霍布斯和休谟有点胡说八道。
特别是按休谟的逻辑，地球上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似乎所有的动物都必须社会化才能得保小命，这与事实根本不符。如果真如休谟所说的那样，人类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即使诞生，也只能是苟且偷生，谈何社会！更不要说其他的生命了，在按休谟之见，生命或者说活着真是一场不幸。
尤其是，休谟强调所谓“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大可阙疑。从表面看，人类的确有无数的欲望和需要，“骑着毛驴思骏马，官封宰相望王侯”，“若要世人人心足，除是南柯一梦西”，可这无数的欲望和需要是自然赋予的，还是人为造成的呢？扪胸自问都可以发现，人无数的欲望和需要是人为造成的，更直白地说，是人与人的攀比造成的。
休谟所探讨的其实并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应该是已经在社会状态下的人为什么会一起合作。霍布斯也是这样，把社会状态当成了是自然状态。这已经不是在回答人为什么是社会人或人类社会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了，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著中曾不惜浓墨重彩来纠正这一点，有兴趣可参读。
老百姓有句古话，叫“老天饿不死瞎眼雀”。我们毫不隐瞒自己有个非常朴素的信念，那就是：天地既生人，天地自养人！人们肉体生活的必需品，大自然完全能够轻易担当，人类用不着为吃喝住穿而社会化，做社会人。被誉为“制度经济学之父”的凡勃伦倒是干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不动把所谓的“生存竞争”挂在嘴上，好像生存竞争真的就那么回事。
——究竟是什么使人成为社会人？我的回答当然就是“注目礼”，人要是没有“注目礼”这样一种需要或者说欲望，根本不会成为社会人。《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第二章《礼》论述了这一点，其中第三节的标题就叫《“我”为什么是社会人》。但可能篇幅上强调得不够，师友们似乎没有引起重视，或是较少地从人为什么是社会人的角度和高度来思考和掂量“注目礼”。
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创见，就像“注目礼”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千年老窑”一样，把“注目礼”作为人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根本原因也属于陈谷子烂芝麻——就我个人所知，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社会性动物”。大哲学家康德更是在一篇叫《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
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对别人的阻力的。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人进入文明的真正的第一步。
康德所论被有趣地概括为“非社会的社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两点论，一点是人是自利的——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这决定了“他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一点是人是社会的——人不得不作为社会人，因为人所自私的东东不是别的，而是注目礼——即康德所谓的要在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位，这决定了“他又不能脱离他们”，真可谓爱恨交架，此一对立统一两点论实际上就是“注目礼人”所描绘的人性太极。
康德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旗帜鲜明地论“非社会的社会性”的思想家，但真正对人为什么是社会人作出说细论述的人可能是卢梭。按“注目礼”的回答，如果人没有“注目礼”，人与人根本就不会走到一块；即使一时因某事——比如说共同的困难或共同的任务——走到一块，也不可能长久呆在一块，就像一个人不会与蚂蚁或任何一种非人的东西真正长久交往一样。
卢梭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出“注目礼”，但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一样，只是提出的方式略异。卢梭问的不是人与人为什么会走到一块，而是问一个野蛮人为什么会依赖或是能奴役另一个野蛮人：天地广阔，物产丰富，你住山脚下，我住河岸边，你吃你的瓜，我吃我的果，你走你的路，我跳我的舞，作为自然人，这两个人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可他们为什么要走到一起，乃至于有可能一个依赖另一个，或是一个奴役另一个呢？
通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可以确凿地认识到，卢梭的回答就是“注目礼”！他在书中曾写道：“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
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是类似的相同看法，虽然他没有称“注目礼”为“注目礼”，但他的“承认”概念显而易见是在讲“注目礼”这么回事。并且黑格尔也像卢梭一样指出过，“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这正是后来的黑格尔主义者为什么强调“历史的终结”就是人与人之间达到普遍而相互的认可状态。
我在这里更愿意补充一位经济学家对“注目礼”及人为什么是社会人的洞见，他就是被誉为“制度经济学之父”的凡勃伦。凡勃伦认为人皆追求一种“歧视性对比”，而不是我们通常所高谈阔论的所谓自由平等，并认为此一追求系来自人的本能，他称之为“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商务印书馆的《有闲阶级论》译为“作业的本能”，其实，译为“社会本能”或“群的本能”要更妥些。
——俱往矣！回答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涉及到对“自然状态”的看法。可“自然状态”究竟怎么样，是如霍布斯所假设，还是如卢梭所论述？这是一个人类学问题，牵连到考证，而考证往往又是层出不穷的，今天考证是这样，明天考证又那样，老后天的考证还不知咋样，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近乎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否定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人类学问题，需要进行考证，但我们同时也认为甚至更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可简化成人为什么要做社会人，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从心体认。
2004年2月初的时候，一个叫弗朗西斯·茹瓦永的法国人创造了一项单人驾船环游世界的最新纪录。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茹瓦永坦言，在73天的航行中，孤独感是无法抑制的，几乎使人窒息。人们常常会说到孤独，可什么是孤独呢？我们愿意在这里抛砖引玉，为孤独作一个定义，就人而言，所谓孤独，就是长时间缺乏人与人的对比、得不到注目礼滋润的感觉。
没有注目礼的日子，常人不能过，就是希圣希贤，恐怕也难以忍受。曾国藩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我们一直认为曾国藩当得上希圣希贤，他或许没有系统地“立言”，但他功勋盖世，尤其是“立德”功夫不错，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主静功夫上，包括他对主静的认识、实践和谆谆以主静教人。翻看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处处可见有关静修的论述和记录。这就够了，立言关键是务本，长篇大论就一定希圣希贤？
就是这样一位希圣希贤，尤其主静功夫特别高深，而且谆谆以主静教人，却忍受不了孤独，说白了，也“猫”不住。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为替湘军争权，被朝廷撤销兵部侍郎之职，并开缺回家乡守制，到他第二次出山，时间共一年零三个月。应该说，这是一段大好的静修时光，一是乡下世外桃源地，一是无官一身轻。
遗憾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曾国藩觉都睡不好，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只是因为大权旁落，更因为别的人一个个都步步高升，作为湘军创始人的他越来越不被人注目了。《湘军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
看，曾圣贤都“猫”不住！开缺回家守制可被认为是近似退出社会，世外桃源地，无官一身轻，吃喝住穿等一切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更是不在话下，直可谓悠游岁月，可曾国藩为什么受不了这样的好日子而宁愿再上社会去苦去累去奔波去操劳甚至有可能随时血洒沙场呢？因为人是“注目礼人”，人需要“注目礼”！还是令我想起“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旗帜鲜明的话：
“尽管这（即为‘注目礼’而辛劳而奔波而操累——笔者注）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
这就是人——社会人，“注目礼”的命根子在社会上，人不得不为社会人。这当然不是否认我们日常人与人走到一起就是为了“注目礼”，而没有别的动机或目的，《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在论述“组织化”或“窝外斗”时，明确指出人对“注目礼”的偏离，人与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别的动机。
理论是有层次的，有具体理论，有操作理论，有宏观理论，有基本理论，甚至有基本理论的基本理论——元理论，不同的理论层次是不能混谈的。对“注目礼”的批判，可能得回到最基本的理论层面，因为它原本就是回到元点重新思考的结果，在发现“注目礼”思想的过程中，曾专门提出一种究竟的认知方法，所谓“纯粹内视”，它是一种不断地透过现象并持续地回到本质的怀疑和认知的法子。
最后，请允许我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话来结束本文，亚氏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曾表示：“那些生来就缺乏社会性的个体，要么是低级动物，要么就是超人。”似乎意犹未尽，亚氏紧接着又补充：
“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神。”
——神在哪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