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国演义中有句名言“既生瑜，何生亮”，似乎是为知识分子专门题写，除却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之外，“文人相轻”的宿命往往也会带来“文人无行”的骂名，只是在外人来看，这不过是救国救民之中的意气之争。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事关国家今后发展的百年基业，也是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重大原则。 翻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是一部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为保留民族传统与文化的观念之争，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最后都是心怀遗憾与惆怅离开人世，令人敬仰也令人唏嘘。 在岳南的《南渡北归》系列作品中，科学与传统、文化与政治的争执从未停止。这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奉行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和独立思考精神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吴宓等人的命运，无论是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他们都与当权者难以共谋，在那个威权政治一统天下的时代，除了领袖的意志，其余人的思考和探索便都被视为异端。所以，无论在台大、“中研院”，还是北大、中科院，大师都在领袖的意志下纷纷凋零——不仅是贵族气质的消逝，也同时宣告天才从历史舞台退却，“人民”成为了文化的主人。 胡适在离开北平时说过，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至少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可能缺乏的是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但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他们还是不差的。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政府只对如何鼓动更多的人革命有兴趣，并没有想过他们的未来，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先进的技术和机械，非但革命，生产所能依靠的也只有人。蒋介石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毛主席则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的都是面对现实而不要过多地着眼于未来，而知识分子最大的特长是创造新知，领先于时代。面对百废待兴的时局，我相信胡适这个康奈尔大学农业系毕业的高才生，确实没有一夜之间创造出“亩产万斤”的能力，所以在他的学生毛主席看来，胡适只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其后不断地引进和包容各种新观念，最后必将使中国陷入“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险境，成为“空谈误国”的典型。 平心而论，政治领袖的考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在胡适等人看来，五四期间，陈独秀、鲁迅等人，之所以不去革命而留在文学与文化的场域中，很大程度上，在于革命只是政权的更迭，而不能改变中国人“做奴隶”的心态。若要改变此种心态，唯有思想上的自由和突破，所以，胡适能在被任命为“中研院”院长时，对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是为以后每个人养成独立思考的新风尚而正名。要不然，嘴上没有万岁，心中依然惟命是从，300年后，不过是又一个王朝的更迭。 所以，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之争，是小天才和大天才之争，是开启民智与国富民强孰先孰后的观念之争。胡适从文学革命开始扬名天下，却在晚年受到台湾“新儒家”和大陆几乎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批判。钱玄同当年的一句笑谈“人过40都该杀”，不幸一语成谶。而同样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也感受到时代大潮中隐藏的风暴，作为需要稳定政治环境的科学家，他更多的是一个消极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新竹筹建的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成为今天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而这，也是其独善其身的最好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他梅开二度的动力在于，政治只能使老百姓解放精神，而要想成为各民族学习的榜样，还在于科技的进步和对人类的贡献。 作为内战连连之后的大陆，要想成为科学研究的圣地，显然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一点，在其后钱学森著文称“亩产万斤并非不可能”的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与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吴宓等人不同的是，梅校长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小天才”，因此，避开“大天才”的锋芒，或许能为后世留下一些可用之才。毕竟，中国是个大国，100年的成败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也不过一瞬间，小天才的作用，在未来或许比大天才更令人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