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千呼万唤的《城镇化总体规划》尚未出台，但6月底国家发改委主任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城镇化专题报告，已基本体现中央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思路和战略重点，同时对于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已有了充分认识。例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等。 对此笔者深以为然。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笔者认为不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制约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有可能催生出新一轮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潮。 始于2010年年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贷管控到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重检、解包还原、分类监管、降旧控新等监管要求均有效遏制了平台新增贷款的势头，对存量贷款的结构也进行了优化和调整。 去年底以来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等多部委下发的文件均对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规范的表外融资、绕道融资、变相融资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那么，为什么在城镇化建设中还有可能催生出新的一轮平台融资潮呢？从本质上说，在当前形势下，城镇化建设恰恰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相互慰藉”的出口。 对地方政府而言，在房地产持续调控、经济转型加快、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财政收入增幅大为降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债务压力却并未减轻，借新还旧、借东补西自始至终是解决债务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么，“新”从哪里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寻到了空间。 对商业银行而言，则面临着贷款投放乏力、盈利能力下降和流动性趋紧的巨大压力：实体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风险高、资产质量不稳定、存款流失严重，而政府类授信金额大、期限长、可派生较多行政事业性存款，短期内可完成绩效指标，风险隐患又较滞后，银行对城镇化便也趋之若鹜。在外向型经济比较明显、受冲击较大而“思路”又较活络的东南沿海不少地方，城镇化已经成为平台融资的新题材。 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介入城镇化建设的做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成立新平台。根据监管规定，银行要对平台贷款实行名单制管理。对于未纳入监管名单的，尽管有动态调整的规定，但总有时间差，而且现状是“不告不理”，即银行不提出，监管不受理。所以“不在名单里的，就不是平台，就可不受政策约束”的观点在不少地方十分盛行。这些新平台与名单内的老平台，从性质到运作模式到融资模式毫无区别，但仅因其未在名单内，就得以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利器。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它们最有可能成为融资的主力军。 二是将城镇化建设贷款作为平台融资的“特区”。城镇化是“新四化”（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一，所以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的种种约束，都要为城镇化让路，都要对城镇化开绿灯。持此观点的人士不在少数。于是无论土地整理、农田水利还是建开发区、造新城、搞房地产，统统都在城镇化的旗号下申请银行融资。 如果此种个别的、局部的情形继续发展蔓延，则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平台融资潮，其危害是显见的。政府债务负担越发沉重，银行授信风险越发加大，而用金钱、用投资砸出来的城镇化与国家所倡导的新型城镇化也必将背道而驰。
如何防止？一是国家正在拟定的《城镇化总体规划》中进一步明确城镇化的定义、范围、模式等，同时尽快对配套的财税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以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和融资冲动。二是金融监管部门要继续完善和深化平台融资管理。一个重点就是对名单以外的平台的管理，把动态调整真正地调整起来，并明确城镇化与平台融资的关系。三是商业银行的自律。商业银行要真正把自身定位成一个企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形成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