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日渐提高，关于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也开展了20余年。这一方面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研究越是深入，相关的争论越是激烈。虽然从目前看，关于是否有“中国管理学”可能是一个伪问题，[1]但是如何清晰地问答这一问题，却又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仅仅将我国传统文化中记载和累积的一些管理思想进行总结、归纳和推演，就是中国的管理管理了吗？中国这些古典的管理思想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是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抑或某一历史时期）成为能够作为传统继承的管理实践？这种管理是有关国家的管理还是企业的管理？另外，即使关注到了文化传统的变革性和延续性，从现实生活人们的行为中总结一些经验式的东西就算是中国管理了吗？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进步性、仅是适应性，能够算是中国管理的内容吗？以下我们将从文化传统的理论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一、以文化典籍为基础的研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以中国古典思想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基本来源，是关于中国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西方管理学以泰勒以来的、专注于市场化条件下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同，我国学者对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却一般从孔子、老子等我们较为久远的老祖宗们开始。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对近代中国科学管理理论研究起步等方面的关注，[2]但主流却是从古代的、与现代市场化条件下的企业管理几乎不沾边的古典管理思想开始的。我们认为，与现代社会蓬勃发展的中国企业实践相比照，简单从典籍到典籍的研究和总结，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时间、内容、实践化程度、管理对象等等。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打了一些折扣。 比如，在时间方面，不可否认，虽然中国仍然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且这一转型还会相当漫长，但是当代社会与古典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相比几乎很难找到相似性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古典思想所包含的思想，还能够有多大的现实实践价值？从内容上看，古典思想中包含的许多貌似合理和进步的思想，由于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化不足或者扭曲，却成了现实管理中的困惑，比如，“和”、“合”、“德”等问题，我们在将这些东西作为中国管理的核心内涵时却往往发现，这些内容又恰好是现实企业管理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再从管理的对象看，古典管理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是建立在承认王权基础上对所谓“百姓”的管理，而且在字里行间就可以发现许多不符合现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糟粕，将这些“管理思想”作为当今社会管理的原则，其结果将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我们不否认，中国管理思想要从古典思想家的典籍中汲取宝贵的遗产。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以专制统治为指向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是建立在“形儒实法”的“霸王之道”基础之上的，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吸取符合现代精神的思想无和厚非，但如果忽视了文化的变迁性，将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传统来处理，将这些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作为中国管理的思想，就值得商榷了。 二、基于现实行为的经验总结缺乏科学性 与仅仅从古典思想中找证据的研究不同，另外一类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注意到了文化的变迁性，力图从现实社会和企业人行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的观察中总结出所谓“中国式”的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其可取的方面，但也无法避免简单比附、简单适应、静态看问题的弊端。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这类研究可能注意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但却忽视了“应然”的问题，即在目前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阶段，中国的管理是呈现这样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合理的吗？是有效率的吗？与西方管理相比是有竞争力的吗？是可以作为一种管理的共同价值为别人所学习吗？我们认为，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基于民族文化差异进行简单对比（而且有时侯还有夸大差异之嫌），在给人一定的启发之后，却难脱油猾的嫌疑。 文化哲学有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或者群体精神价值的产生与发展存在一个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促进和衍生关系。一方面，历史上发生的精神现象，往往会成为现实中人类精神的“共时状态或结构”，也就是说，历史上出现的精神价值，会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基本样式；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精神价值或现象，又可能成为今后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指向。也就是说，在进行中国管理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一问题现在是什么样的，更应该关注“现在”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未来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 在这一方面，文化人类学理论将给我们很好的启示。19世纪后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爱德华·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文化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无论在哪个种族，人类在心理和精神上都是一致的，而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演进进程。各族文化都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向前进化，当前不同程度的的各种文化代表了在这条进化路线上的不同阶段。[3]这种理论被称为单一进化论或单线进化论。[4]之后，以拉策尔为代表的传播学派认为，进化论只关心了人类文化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却大大忽略了人类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传播学派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文化之所以有共性，原因不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而是因为文化传播所致。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者，既不赞同古典进化论，也不赞同传播论。他们认为，各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独特的历史产物，如博厄斯提出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认为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不能以等级加以划分，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和独特的演进历史。[5]抛开诸学派对文化发生机制和内涵等方面的差异性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一个学派都不否认文化的演进性，也就是说，文化是发展的，也是相互融合的。至于这种发展和融合的前景是怎样的，是每个民族的文化永远保持独特的基因在自我的轨道上运行，还是未来会形成各民族文化的逐步融合乃至一体化？这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联系到我们谈论的中心问题中国管理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我们未必知道中国文化未来的情形，但我们的确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进程中民族文化发生的巨大变迁。邹广文曾经这样描述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是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三是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四是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五是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六是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6]韩庆祥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中认为，这种转型就是：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化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7]与这些显著的文化与社会转型特征相关的是，中国管理将从各个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勿庸质疑的。津津乐道于现实的中西差异而看不到未来的趋势和“应然”，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三、从“追忆历史”到“关照现实”：中国管理研究的基本态度 研究中国管理问题的必要性或者说基本目标，不是告诉人家仅仅是什么，而是应该找到一种适合与促进中国企业成长的、有利于提升效率的、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甚至能够产生普世价值的思想和方法。因此，中国管理问题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虽然其中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融合的成份）、充分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人在文化创造和传统延续中的主体性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寄居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的思想、推理、论证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的特征。但是从管理活动过程看，在构成管理的所有要素中，人是主动的。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是管理活动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也是文化传承的着力点。经过各个时期的积累，根植于不同文化时期的管理思想和方式的进步，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演进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之一。“人在社会中成熟了，接受了社会规范。但在这过程中，人一直存在着反社会情绪……社会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塑造一个人，但它还得对付人自我中不可驯服的那部分。这部分自我不顾社会制约总要追求行动自主权。”[8]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相继出现过的独裁专制型、经济保健型、支持帮助型和协同合作型等管理模式，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并且逐步演进的结果。这些管理模式的演进并不仅在管理科学本身，而是与经济发展、政治改良、社会进步等有着极大关系。“如果文化能将人完全濡化，那文化就不会变化和发展，因为“濡化只会使文化延续，而不会导致文化演化”。[9]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所谓中国管理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着力点，不在传统的典籍中，也不仅在对社会现实的一般性总结中，而是要走出书斋，深入火热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在充分关注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前提下，运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正在发生什么、即将发生什么。同时，从中西管理比较视角，发掘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管理思想。这才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出路和方向。 [1]评论员.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管理学报，2007（5）：550 [2]许康，苏衡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起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1）：5
[3]马广海.文化人类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28 [4]童恩正.童恩正学术文集·人类与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5 [5]马广海.文化人类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37 [6]邹广文.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47 [7]韩庆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现代哲学，2002（3） [8]罗伯特·Ｆ·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32 [9]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