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诺斯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是新经济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诺斯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他通过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释历史，完善了制度变迁理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2]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制度变迁的三块基石。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及过程和路径，诺斯认为，一般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性的并且是经济依赖的”。诺斯对于文化的作用的论述反映在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方面。他详细论述了意识形态的产生、性质、功能、作用等，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为降低交易费用而设计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3]“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因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无数困境。”[1]人们所接受的教育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念，使“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2]意识形态“努力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3]进一步说，意识形态是人们对社会、对他所接触的整个世界的看法和观念，其主要功能是作为观念上的评判依据来认定社会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并以此来形成他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特征。即在一种制度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约束。每个人都遵从同一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服从统一的道德、伦理标准，因而存在着同一的意识形态。 在此基础上，诺斯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认为，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4]正式的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的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则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5] 五、福山的信任文化与社会资本理论 福山是日裔美籍学者、美国国务院官员，他的信任文化与社会资本理论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开始的。1995年，福山发表了论文“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1998，福山出版了《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从信任角度阐述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战后，以弗里德曼、贝克尔等学者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理论，一时成为时代“显学”，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福山则从经济社会学角度，以信任文化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最大效用，甚至有时候与效用无关；同时，个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未必就是最有效率的行为。[1] 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福山界定了“文化”、“信任”和“社会资本”三个概念，并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分析模型。他认为，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想成是80%正确的学说……由于这20%的缺憾，当代的经济论辩一直没有把文化因素考虑进去。”[2]特定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人们之间特定的信任关系，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自发力”，进而决定了各类社会经济组织的格局和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他在将文化传统引入经济学的范畴之中后，认为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他在进行充分的东西文化比较基础上，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圈、意大利和韩国为代表。 随后，他以信任为主线进行跨文化比较，从分析一国的工业结构入手，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展示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福山发现，一国的工业结构，尤其是企业规模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同的。就私营企业而言，美国、日本、德国的私营企业规模较大，而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意大利南部、法国以及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私营企业规模较小，而企业规模大小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从而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兴盛与繁荣。通过比较分析，福山认为，那些拥有规模较大企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是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反之，那些拥有规模较小企业的国家，如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法国、韩国等属于社会信任度较低的国家。因此，经济行为绝不只是一种纯经济活动，绝不只是一种成本利益的计算，其中渗透着诸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 同时，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体现了以共同伦理道德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自发社交力”的高低。从这一意义出发，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指“在社会或其下的特定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就是文化所提供的“信任”程度。这种社会资本的创建不像人力资本可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获取，而是“通常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一国工业结构，而且会影响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1] [1]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6 [2]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6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1 [1]上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T·帕森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译本新版序言．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1]Hayek,FriedrichAugust.NewStudiesin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andtheHistoryofIdeas.London,MelbourneandHenley:Routledge&KeganPaul.1978.20 [2]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3～24 [3]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则(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9 [4]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0 [1]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35 [2]唐绍欣，刘志强．哈耶克的制度理论：秩序与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4（3）：8 [1]Hayek,FriedrichAugust.TheFatalConceit：TheErrorsofSocialism.London:Routledge.1988.10 [2]李鸿．帕森斯现代化理论及其缺憾．社会科学战线，1998（5）：89 [3]李鸿．帕森斯现代化理论及其缺憾．社会科学战线，1998（5）：90～91 [1]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12 [2]何智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启示．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3）：45 [3]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3 [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1 [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 [3]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2 [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6 [5]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1 [1]董才生．福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6～87
[2]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20 [1]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