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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企业剩余收入的分配时序后，各个要素所有者分配的企业收入的实际数量就取决于企业的总收入数量，即企业所有权的分配具有状态依存性，要相机配置。
当 R<W时，企业收入只能分配给工人，工人是实际所有者；
当 W<R<W+r时，债权人是实际所有者；
R<W+r当R-Rk<0时，资本家获得了满意利润后还有剩余，企业家就依据“剩余最终索取权”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
而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实现与否最终要看控制权的配置和执行状况，控制权配置的核心原则是要与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相对应，主流企业理论对于应由资本家掌握控制权还是企业家掌握控制权的争论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争论的根源在于这些理论未能有效地合理细分企业的控制权，剩余收益索取权既然被分割成两个部分，那么与之相对应，控制权也应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控制权分割为“监督控制权”和“经营决策控制权”，资本家以其“专用性”投入获得“监督控制权”，监督企业家及其团队的经营管理；企业家则获得“经营决策控制权”。将控制权作这样的分割即可消除各种理论的纷争，实际上各种理论都支持这样的分割，资产专用性和非人力资本投入大的人（Williamson，1975，Dow，1993）和团队中处于监督地位的人（Alchian，Demsetz，1972）应获得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监督控制权”，而要素贡献估价难度大、更不易观察和确认从而也更难监督的人（Holmstrom，Tirole，1989，张维迎，1996），间接定价成本高的人（杨小凯、黄有光，1994）和最能影响企业资产价值变化的人（Barzel，1997）应该获得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经营决策控制权”。
主流企业理论由于固守“股东主权”的价值立场，研究重心过分倾向于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未能跳出“资本强权观”的先验逻辑，局限于有效控制和约束企业运营的内部制度安排方面的讨论，却不甚关心关系企业如何壮大的发展能力等命题。事实上，主流理论所忽视的恰恰是企业最重要和最致命的问题。市场经济变幻莫测，不确定性的存在极大地威胁着企业签约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一个企业的首要命题就是处理不确定性，而这又要求企业必须具备正确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的决策能力，那么企业签约当事人的利益保障与否就决定于决策者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高低。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竞争强度与日俱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管理难度迅速加大，这些都导致企业经营面对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如何使决策权力与决策能力相对应便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保证。决策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企业家能力，纯粹作为股东的资本家不具备这种能力，尤其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能寄期望于“用脚投票”的公众股东具备这种稀缺的企业家能力。故企业决策权应当配置给企业家，而决策权又与控制权高度正相关，是真正意义上的控制权。在“股东主权”的逻辑下，主流企业理论把控制权与股权相对应的错误做法是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它违背了决策权与决策能力相对应的基本原则，难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更为合理的逻辑应该是企业家掌握控制权的“企业家主权”模式：这种模式下，“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企业家雇佣资本、企业家与资本共同雇佣劳动；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不再是委托-代理关系，而是融资契约关系；企业的剩余权利配置应该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优先索取权和监督控制权，企业家掌握着剩余最终索取权和经营决策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