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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遭到质疑，在用人要疑疑人要用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在两权分离中用人不疑是相对的，疑则是绝对的。不过，一个疑字毕竟不能解决用人的诸多问题，重要的是善疑。只有善于疑人，才能更好的用人，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管理者必须具备善疑的本领。
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方以智在《东西均、疑何疑》中说，“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这里就提出了善疑的问题。其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里也包含有善疑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其中合理的成分抛掉的话，那就会叫人无所适从。我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企业集团的CE0到所属子公司检查，子公司经理拍着胸脯对CE0说：我保证按时完成预定的经营指标！CEO说,：还是让我们一块到生产和营销一线看看吧。经理说：你老人家对我们不放心？怀疑我们做不到？CEO笑道：不怀疑是相对的，怀疑是绝对的，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子公司经理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办公室就给集团总部写了一封辞职报告。假如这位CE0因此失去了一员战将，岂不可惜？由此可见，善疑并不是务虚思辩的东西，管理者在实践中不能不掂量其中的份量。
用人要善疑是与多疑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对疑的一种抑制。作为对被用者的主动督察，善疑是出于善意，这应当是善疑的出发点。用人与被用者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不能出尔反尔，让被用者无所适从。善疑的善意则不同，它可以是对被用者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在不超越原有信托关系的情况下，使信托关系更为完善，更能发挥被用者的潜能。其中也可以包括弥补原有信托关系的不足，为被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它可以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找到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薄弱环节，给被用者提个醒，以便未雨绸缪。它必须是出于公心，不以小人之心度之。对被用者有不同的反映是正常的，作为独立思考的善疑，要在个人恩怨纠葛面前不为人言所动，以防止被人不正当的利用。它必须坚持正义，站在弱者的立场加以权衡。被用者被委以重任，掌控着一定的优势，与此相对的一面则是弱者。用人者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考虑弱者的不同意见，统筹兼顾。
善疑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注意纠正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善疑不是胡乱猜疑，终日停留在疑惑的状态，而是要善于找到问题的答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问题是标准与现实的差距，善疑就是对差距更深层次的思考，超越对某个具体人的用与不用。这里的标准是被包括被用者在内的相关利益主体认可的战略目标、愿景之类，不是个人拍脑袋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善疑的结果是要达到有效控制，而不是总处于鞭长莫及情况下的不确定状态。善疑的可称善之处其实不一定要“不疑人之所疑”，但一定要能够“疑人之所不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防止顾此失彼。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举例说，“疑同姓则天下乘之，疑天下则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他认为，魏国国君怀疑宗亲而不用，重用权臣而不疑，结果被权臣篡位；继之而起的晋王朝则相反，怀疑外姓大臣，对宗亲过于信任，让他们设立军队，又因八王之乱而亡国。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善疑应当注意的问题，要善于发现有效控制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一般说来，善疑应当对事不对人，疑人要有事实根据，但是也不能被表面的“事实”所迷惑，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吕氏春秋、疑似》中说，“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对“似忠”的被用者不疑，这样的用人者“似智”而与事无补。比如被用者对用人者言听计从，循规蹈矩，似乎无可怀疑，但是如果这种顺从是为了讨好，其动机就值得怀疑。且不说他们缺乏创新精神，如果遇到形势逆转，他们是很难靠得住的。善疑就需要将被用者的行为与动机结合起来加以认识，求得两者的统一。尽管知人知面难知心，不过人的动机或者本质终归还是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只要善于辨析，还是能发现其中的本质差异的。东汉严遵任扬州刺使时，一次过路发现一女子哭而不悲，经查问方知她的丈夫被火烧死了。严遵听女子的哭声有些异常，被认真观察死尸，发现有苍蝇集于死者头部，经勘验确认死者在火烧前已被锥透脑部而亡。女子服罪。善疑者并不是刻意要怀疑什么，只不过人们把他实事求是的过程称之疑，而这种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正是善疑。
善疑的理想状态是在用人时用制度约束之，但是如果用人者与被用者拘泥于制度的个别字眼，其诚性就值得怀疑。制度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被用者不可能一层不变，实践还会提出新的课题，如果以为有了即定的的制度就可以解决“用人”“疑人”的问题，那也是自欺欺人。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把这叫做“成心”，认为其不足取：“欲进之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则不可进乎道矣。故成心存则自处以不疑，成心忘则然后知所疑。”（《吕东兼文集、杂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制度建设与管理者的善疑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用人的过程中尊重人和帮助人，扬长而避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