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当前，我国出口产业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劳动力成本，但完全依靠这一传统优势，国家容易陷入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利润下降、国际竞争力趋于减弱的不利局面。本文认为，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出口产业的调整应围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地注入技术要素，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与技术含量，在保持传统优势、扩大就业的同时改善贸易条件、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此，笔者提出了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建议及相关的政策措施。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reatest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ese export industry is the low labour cost,however, entirely depending on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 will make our country get into a bad condition easily that the terms of trade worsens gradually, the profit of export decrea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tends to weaken.This paper thinks that in long times to come, The regulation of Chinese export industry should surround the labour intensive industry and add technology to it so as to increase additional value and technology content of exports, retain traditional advantage, help people to get more employment, improve the terms of trade,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of products. Therefor,the author suggests developing the “new” labour intensive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关键词：劳动密集型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 比较优势 贸易条件 贸易技术壁垒 技术改造Key words: Labour intensive industry High new technical industry New labour intensiv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echnology reconstruction一、 引言 中国加入WTO后，“生产并出口何种产品对中国更有利、更能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问题便摆在众多专家学者的面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应大力发展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另一种观点截然不同：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容易引起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出口量增长的同时出口利润下降，特别是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中国应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善贸易条件，提高出口竞争力。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存在缺陷，本文将在分析以上两种观点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理论见解。二、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优势相对较大的产品，可以给参加贸易的各国带来贸易利益。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指出：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占有优势，是由于该国拥有丰富的该种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该种要素价格相对便宜，使得该种产品成本相对低廉。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相对便宜，这使得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相对低廉，因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以此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一定的贸易利益。而且，中国相当部分的劳动力素质偏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吸纳这部分劳动力，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明显，是我国多年来的出口大户，被看作加入WTO的主要受益行业。据海关统计，2000年我国出口鞋类总计38.7亿双，够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消费；出口电视机19.4万台，占世界市场份额的1/3。2002年，我国纺织品出口超过600亿美元，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0%。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贸易国，出口额占全球纺织品出口总额的1/7。事实上，不仅是纺织业，在整个制造业，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与发展的潜力。为此，有的学者提出要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002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制造”的综合报告《2002年中国科技发展报告》，报告为我国出口制造业勾勒出了比较清楚的轮廓：2000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额2.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大制造业出口大国，并且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88.2%。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传统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制造业，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而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主要还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比较优势。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在总共18类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9类，并且这9类产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4.44%。 当前，中国失业问题严重化的重要直接原因是：产业政策的选择没有充分体现人口特点。一般来说，就业提高要靠经济增长，通常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但这只是一个大前提，这些岗位的出现需要很多的条件。在很多情况下，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创造出相应的岗位，关键要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什么产业，哪类产业发展速度速度快。如果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就算很快，吸纳的劳动量也不一定会很多。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岗位相对较多。我国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使我们在选择产业时，不仅要考虑到把要素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也要把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带动作用当作首要的标准。所以，当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有利于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也能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增加就业。如果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们产业发展的长远趋势，是产业这一“躯体”的血肉，那么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是这一“躯体”的骨架，如果离开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骨架”，则高新技术产业这一血肉就会变成一堆“腐肉”。 比较优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亚洲“四小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1964—1970年亚洲“四小龙”的工作日工资水平最低时为0.48美元，最高时也只有2.80美元。这一水平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1970年以半导体工业为例，美国工资是香港的10.3倍、韩国的10.2倍、新加坡的11.6倍。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其工人工资水平也要高出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地工资0.8—1.2倍。亚洲“四小龙”正是一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及时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在很短时间内使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摆脱了对初级产品的依赖。亚洲“四小龙”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使资本积累和人均资本拥有量增多，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亚洲“四小龙”又抓住机遇，针对本国和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实际，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不适应其经济发展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包括附加值较高的轻纺工业和汽车、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又一次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将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和中国转移。可见，亚洲“四小龙”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升级都是以当时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当前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所以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产业主要都应围绕“劳动密集型”加以发展。三、 高新技术产业论 在世界市场上，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世界的提供曲线的弯曲程度较大，出口贸易的增长更容易引起贸易条件的恶化；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世界的提供曲线的弯曲程度较小，出口贸易的增长更容易引起贸易条件的优化。在国际市场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所以世界的提供曲线弯曲程度较大，出口贸易的增长容易引起贸易条件的恶化，如下图： 其中，X为出口，Y为进口，L1表示某国的提供曲线，L2表示世界的提供曲线，T1是该国的贸易条件。可见，由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世界提供曲线L2的弯曲程度较大，因此该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得到较劣的贸易条件T1（斜率较小）。 同时，在世界市场上，高新技术产业需求弹性较大，世界提供曲线的弯曲程度较小，出口贸易量的增长容易优化该国的贸易条件。如下图： 其中，X为出口，Y为进口，L1表示某国的提供曲线，L2＇表示世界的提供曲线，T2是该国的贸易条件。可见，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世界提供曲线L2的弯曲程度较小，因此该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能得到较优的贸易条件T2（斜率较大）。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量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出口大国，但与世界出口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完全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世界市场的需求弹性较小，贸易条件恶化。虽然中国近年的出口增长较快，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都是以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为代价的。从1993年至2000年中国整体的贸易条件下降了13%。恶化的贸易条件很难将庞大的出口贸易量转化为贸易利益。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国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是很小的。国内出口产业由于缺少利润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又对国内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带来阻力。1999年作为出口彩电的龙头企业的22家上市家电企业净利润是35.6亿元，2000年下降为0.4亿元，2001年则亏损28.4亿。如果长期靠出口大量低需求弹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出口与贫困化同步增长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出口不断增长，但出口企业却举步为艰。 也就是说，发展高新技术出口产业能够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占得有利地位，使得出口量与出口利润同步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差距，从出口大国转化为出口强国。 另一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中限制市场准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已经逐渐成为继传统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之外的又一个新的贸易壁垒。由于这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具有更加隐蔽、更具有歧视性的特点，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实世界里，设置技术壁垒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是技术壁垒的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是技术壁垒的非受益者，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产品需求弹性小和对发达国家市场有较高的依存度等方面的问题。技术壁垒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双重惩罚，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里“唯有那些效率最高的生产企业才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其传统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受到技术壁垒等方面制约的同时，国内的政策和机构上的薄弱环节又使他们难以通过增加投资或降低成本来克服技术壁垒。我国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由此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以及质量落后。据专家估计，我国产品质量实际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10—20年，体现在出口商品结构上，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占主导地位，而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仍然占次要地位。这就要求中国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发达国家和地区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创造的价值也多,出口量增长的同时出口利润也同步增长。小小硅谷创造了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产值；印度也成为了世界软件出口大国；台湾也成为了世界集成电路主要出口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产业的附加值、技术含量较高，这可以优化贸易条件，促进市场主体的资本与技术积累，进而拉动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所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优化贸易条件、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贸易战略与“提高出口产业的附加值、科技含量”的出口产业政策都是值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的。四、 两种出口产业论的互补性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也加快了。但是，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而资本比较稀缺、技术比较落后，仍然还是我国要素禀赋的基本特点。据世界银行1995年报告，中国劳动力人（15—64岁）在1995年是7.23亿，约占世界劳动力总数的29%和低收入国家劳动力人口的一半。预计到2005年达8.4亿，是OECP国家的2.1倍，，仅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劳动力总数就大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劳动力的总和。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包括熟练劳动力）成本低（美国9美元/小时，新加坡、巴西、台湾2美元/小时，中国大陆0.5美元/小时），原材料丰富。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对扩大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况且，我国的经济基础与技术相对较落后，还没有达到“主要”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所以，抛开劳动密集型产业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违背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经济立足点。 但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完全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优势，那会造成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引起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贸易中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境地，出口增长的同时利润却下降了，使国家陷入一种出口与贫困化同步增长的尴尬境地，也不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所以，完全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不加入技术的生产要素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抛开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是不可取的。合理的出口产业政策应当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它们的互补性，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而科学的出口产业政策。五、 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1.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概念 用新技术改造整合传统产业，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改善贸易条件，这样的产业就是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说，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注入技术优势，在保持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改善贸易条件，真正提高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2.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实意义 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使我国的出口产业真正具备“有竞争力”的可充分实现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具备竞争力才能实现，在知识经济时代，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劳动力不是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而新兴资源、技能与知识等人力资本则日益重要，比较优势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低劳动力成本是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那么低劳动力成本加人力资本（技能与知识）就是中国“新型”的比较优势。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的则是“新型”的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应当转变传统比较优势的观念，将比较优势延伸到技术与知识等人力资本上，用新技术改造整合传统产业，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改善贸易条件。 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针对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特点，提供适合他们的岗位，直接和间接地扩大就业。农村人口就业的扩大又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从而扩大农村的有效需求，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效发挥传统的成本比较优势，为工业化上升到更高阶段即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积累资本与技术。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起飞阶段都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如日本在20世纪初期，纺织和食品两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制造业增长的相对贡献率高达75.2%；我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起飞阶段，其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占制造业产值的52.9%；而韩国在同一时期，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值比重高达77.3%。巨大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为这些国家与地区发展更高阶段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条件。 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转换“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人口仍占全部劳动力的50%，距农业劳动力份额只占30%以下的重工业化阶段的目标尚远。这说明，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还很显著，工业化仍处于初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因此，现阶段大力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农业人口向非农化转移，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3.政策措施 第一，积极开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垂直分工，加快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的步伐和对传统产业改造的力度，拓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内涵。目前，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较小，且竞争激烈的主要是一些较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普通服装、传统纺织品等；而一些中高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则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钟表、电子产品和某些机械产品。后者应成为今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此外，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加入高新技术，改良开发新产品，又能转化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二，加快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品供过于求，是当前我国工业生产中的突出矛盾。按照市场需求搞好总量控制，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实现供需平衡，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第三，技术改造要依托现有基础，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和重复建设。要立足我国已有的工业基础，把结构调整的重点由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和存量调整有机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要求，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和重复建设。 第四，通过增强非价格竞争力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档次。目前，我国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非价格竞争力上还处于绝对劣势，只能靠价格优势来平衡，而过分压价又会造成效益低下。因此，今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增加质量控制和包装环节的劳动投入，注重品牌效应，提高产品档次，从而加强国际竞争力。同时，用高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手段，促进管理科学化、信息化。 第五，加强出口营销各环节的结合，积极推进规模经营。一是加入外国跨国公司集团，以及开展三来一补贸易，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市场渠道，结合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创造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二是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组建我国的跨国公司集团和综合商社，集中技术研发力量，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档次。 第四，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参考文献：[1]佟家栋，2000：国际经济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赵春明，2003：国际贸易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3]薛敬孝，佟家栋，李坤望，2000：国际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张相文，2001：外贸产业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5]夏大慰，2001：面对新经济时代的产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6]戴金平，孟夏，万志宏，2003：WTO与中国产业发展,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7]张理泉，郑海航，戚聿东，2002： 面对WTO：中国产业经济，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8]周永亮，2002：中国经济前沿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张国，林善浪，2001：中国发展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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