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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在土地资源有限、土地制度没有重大变更等前提下，农业技术变革对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农业技术变革的实现导源于政府有关政策的推行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二者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因素。 农业技术变革可分为科技层面变革和制度层面变革两种。在农业的发展绩效中，由技术革新因素引致的部分是由二者共同促成的。但是，二者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并非同等重要。科技层面变革的影响是直接的、快速的；制度层面变革的影响则主要是间接的，周期较长。从根本上说，制度层面变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 经过80年代初至今近20年的努力，东盟四国农业的最大发展成就是粮食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粮食自给问题有所缓和；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趋于降低。这与农业技术的革新与应用不断普及，从而农业产出总量得到提高有一定联系。但是，目前各国的农业发展绩效仍并不令人满意。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技术变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总的趋势看，马来西亚、泰国由于相对重视农业，其农业领域的技术变革也走在前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农业技术变革步伐相对缓慢一些。由此可见，农业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依据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农业技术变革具有明显的“诱导的技术变革”的特征。这类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农业技术变化并不被看作是科学技术知识自发进步的产物，而被看作是对资源禀赋状况和产品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亦即农业生产对技术的需求是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在东南亚国家，这种特征的具体表现就是各国技术变革以生物技术变革为主，机械技术变革并不占主要地位。这是具有某种一致性的。 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农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面临着许多障碍。在东南亚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力量的介入。不过，政府干预天然具有向外扩张倾向，因此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张、划定政府干预边界意义重大。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东南亚各国），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农业技术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间接表明，政府干预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制度性保障措施。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政策和农业技术的变化虽然是决定一国农业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但更关键的是一国的制度环境，它决定了决定政府政策和农业技术变化的那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