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至今已经过去了21年。在这21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事实上，导致苏联最终土崩瓦解的内外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是二战后苏联领导集团对于自身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以及应对新形势下外部机遇和挑战的软弱乏力。 二战中，苏联为战胜德日法西斯集团、构建战后新秩序建立了历史性功勋。二战结束后，苏联在能源、航天等领域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与美国齐名的“超级大国”。当时，“美苏双雄”分别成为代表两种制度的“形象标杆”。苏联领导集团认为：能否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及综合实力超过美国，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局部领域“一枝独秀”式的超速发展，苏联领导集团被大好形势的“耀眼光环”冲昏了头脑，对自身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 1961年，苏共22大提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并提出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离奇构想当时却被苏联十分认真地写入党的文件并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显然，这是一种苏式的“历史终结论”，大大高估了当时苏联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1967年，苏联领导集团又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并逐渐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一个内容广泛、庞大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制度各方面均已成熟并全面协调发展，生产力高水平发展，生产关系已无非社会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规律和优越性全面充分地发挥作用，集体所有制逐渐接近国家所有制水平；各级劳动者的差异进一步缩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长入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苏联人民已成为人的新的共同体；自觉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普遍形成，马列主义已经成为全体人民自觉的世界观。不难看出，这种理论是对“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纠偏，但其对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仍然过高，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历史终结论”。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乎完全取消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在分配制度上，只承认按劳分配的方式，完全否定了其他分配方式，严重压制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严重压制了国家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苏联在社会经济改革、教科文卫事业发展以及履行国际义务方面推行了一系列过于超前和理想主义的举措，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的资源，使国家不堪重负，可持续发展无以为继。1975年，苏联的国力达到巅峰，国民生产总值上升至美国的53%。随后，苏联经济因自身体制中的弊端不断凸显以及庞大的全民福利、国际主义“负担”和军费开支而不断滑坡，国力不断减弱，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日益下降，苏联在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现代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等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同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在不断学习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府干预经济、计划管理、全民福利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并用于自身体制的改良。与之相反的是，由于抱定“历史终结论”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的固有理念，苏联领导集团对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和前瞻性研究，未能及时跟上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步伐。到80年代后期，苏联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领域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农业和轻工业更是长期发展缓慢。同时，由于回避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先进成果的学习借鉴，苏联变得日益僵化保守、固步自封，综合发展速度不断降低。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日益失去合法性的基础。到1991年底，这个维持了69年的庞然大物终于轰然倒塌。 苏联的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阶段，要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任何形式的“历史终结论”都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科学地指导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必须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变化不断发展、完善，才能有效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福于日益广大的人民群众并真正加速历史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