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年前的“5·12”汶川地震可谓中国的NGO元年，NGO在灾难救援中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在经历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几次历练之后，国内的NGO组织开始茁壮成长起来。同汶川地震相比，NGO在“4·20”芦山地震救灾过程中的无论是规模、服务范围还是反应速度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与国际NGO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相比，国内NGO还略显年轻。在此次地震中，大量的NGO进入灾区，自发展开救援，精神可嘉。但同时也存在人力资源浪费，项目规划和机构之间的统筹不够清晰，社会资源如何有效使用仍旧需要提升等各种问题。 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虽然NGO‘身体的成长’日渐迅速，然而其大脑的发育速度却显得有些迟缓，与其日渐魁梧的身躯不匹配。”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NGO自身的误区、政府对待NGO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双方关系的界定等。 内部虚弱 记者在灾区芦山县城区看到，自21日起很多桶装方便面和矿泉水一直处于“超员”状态，同样超员的还有很多志愿者。“我来的目的就是救人，没想到来了之后发现有这么多志愿者。”四川某大学一年级学生李强（化名）告诉记者。记者粗略估算，仅芦山县一地就有志愿者5000多名。 由于热心人士和NGO太多，雅安的生命通道一度被严重堵塞，甚至出现个别的志愿者在灾区被困，需要额外救援人员前往救助，这些都给现场的救援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以至于政府呼吁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许可的民间组织或者个人不要自发前往地震灾区参与救援工作。 北京蓝天红十字救援队远山告诉记者：“普通志愿者的规模跟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差不多，这个完全没必要，这次灾害影响没有汶川地震那么大，而且后期需要更多的专业志愿者。” 据了解，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北京蓝天红十字救援队第一时间前赴汶川协助开展救援工作，但是当时的队伍相对比较年轻，社会认可程度不高，在很多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的质疑和阻碍。经过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工作之后，北京蓝天红十字救援队在应对灾难时的组织反应速度、人员素质、救援行动模式以及整个协同作战体系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事NGO工作10多年的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刘宝宗告诉记者：“‘5·12’之后很多个人和机构都看到了社会服务这个缺口和市场，各种NGO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但是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确实堪忧。” “NGO应该关注的是灾区真正急缺的东西，真正有效的第一步应该是首先预估灾区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人文、灾情等级等判定当地的一个基本需求是什么。”刘宝宗对记者说，“志愿者的心态要理性，我是谁、我能干什么、我怎么干、谁需要我，如果这个需要不考虑清楚，那就只能是为了公益而公益，或者是被动地去干公益。” 刘宝宗告诉记者：“NGO小机构多，中国NGO正处于增肥的过程中，缺乏合理的运动，虚胖，看着做事的人多，但是实际干事的人少，很难做到好的社会效果。在救援过程中，NGO组织之间以及NGO和政府之间在沟通机制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除此之外，国内NGO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据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透露， 目前备灾中心由10个省的NGO组成，涵盖大约200多家NGO组织。“一些NGO不愿意分享自己的资源，不善于将资源进行整合。这些资源包括政府支持、资金以及与企业的关系等等。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资源实施共享，国内NGO在公益事业上的施展空间会更大。” 据了解，此次NGO组织大体通过与救援队、基金会、NGO备灾中心合作进入地震灾区，截至4月23日在NGO备灾中心登记的NGO组织就有200多家。而其他志愿者方面，目前无官方统计数字。图为4月23日，大量的志愿者在芦山地震灾区搬运物资。本报记者茅硕/摄影 缺乏互动 在国内NGO初步成长过程中，各个NGO规模比较弱小，在重大救灾过程中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因为多头并进，信息沟通不畅，很难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在救灾过程中重复的工作。
“汶川地震之后到现在，中国的NGO组织的发展实现了从一窝蜂到一群龙的转变，龙多了，自然就不好协调。”刘宝宗告诉记者，“民间组织联盟的形式过于实体化和框架化，之间的没有分工协调，也没有互相配合。实际上应该由一个机构牵头，实行仆人式的管理方式，平形嵌入式的平台。” 目前在芦山地震灾区有多家NGO组织参与救援工作，但是由于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经常会造成重复性的工作。壹基金救援联盟的三亚救援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有时候会与其他队伍进入同一个救援地点，等他们离开时，还会遇到其他队伍进入，各方缺少基本沟通。 “NGO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其背后具有多元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将这些组织进行统一协调必然要面临身份的冲突，短期内无法真正实现NGO组织的大联合。”在四川省社科院从事过多年非营利性组织研究工作的张国远表示。 NGO备灾中心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们在灾区成立了“联合救灾”指挥部，希望建立各成员机构联合行动的协调机制，以应对国内灾害，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好。 比如救灾一开始就有很多家成员单位打着自己的旗号去灾区参与救援，记者在救灾现场发现联合救灾的一家常委成员在现场打出自己的标志，另外，还有一家成员在雅安另设了一个指挥部。 联合救灾监事邢陌对记者表示，对于成员的这一行为他们并不反对，因为各个成员单位要通过获得自己的资源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打着“联合救灾”的名义做自己组织的事情，这就是干“私活”了，比如有的组织打一个很大的旗号进行物资募集，结果自己消化掉了。 如何在尊重各家成员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大组织的高效运营，是“联合救灾”在救灾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协调不足 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认为，现在为了提升沟通效率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基于同一个救灾目标的前提下，成立譬如民间救灾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沟通机构，进行救灾现场的信息共享，“但是这需要政府的支持。” 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内部的协调开始逐渐成熟，但是和NGO的协调尚未成熟起来。刘宝宗告诉记者，“目前NGO备灾中心主要从政府方面获得灾情通报和交通方面的信息，并通过这些信息为救援做准备。另外，政府需要支援的时候，也会通过他们的救援队展开搜救工作，以及运输一些物资上山等。但是这种沟通和合作只是在一种简单层面上，当地政府没有一个专门的接口与社会组织及志愿者进行沟通，造成政府和NGO组织之间经常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 北京蓝天红十字救援队队长远山告诉记者，此前曾经向政府指出，此次可能会出现拥堵，但是政府对我们的意见并没有重视，导致很多社会救助人员和车辆进入之后造成道路堵塞，政府应该和我们对话。 而在这一点上，他认为2011年云南盈江地震时当地政府的做法是对NGO组织最为开放的，政府会专门委托团委与NGO组织进行对接，双方互通信息有无，共同对灾情做出判断并进行分工。他希望盈江地震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方所效仿，或者可以通过总结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大学生志愿者徐寄棚告诉记者，“我们从4月21日到现在，用光了带来的面粉和大米，我先后到抗震救灾指挥部、民政局、粮食局找救灾指挥部协调，但是他们的答复确实令我心寒：你们来要么带够，要么做完就走，后来我只能离开。” 远山认为，这其实与民间救援组织力量薄弱，没有形成权威有关，很多救援组织来到灾区用意虽好，但是确实杯水车薪。千山万水过来，却只带了30多顶帐篷，反而是资源的浪费，因此民间救助组织应该更加专业化、规模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救援和NGO救援的角度不一致，NGO关注的是一些政府关注不到的细节，让受灾群众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而政府关注的是如何及时快速地满足受灾群众的基本需求。因此两者在不同的频道上，步调不一致，不在同一个价值观上。”刘宝宗向记者补充道，“NGO和政府的定位是互补的关系，不是竞争的关系，政府是公共政策制定方，肯定要保障最基本的东西，NGO可以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需求，比如现在灾区有婴儿、老人、残疾人、孕妇等，他们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据刘宝宗透露，实际上这种政府和NGO沟通通道的建立已经开始，但是两者之间真正磨合成熟尚需一段时日。“目前整个NGO现在正处于一个鱼龙混杂、群魔乱舞的时候，不过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随着行业规则的逐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的运行，规范健康的NGO组织和体系也将进一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