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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武英殿。这里，人际较稀少，常青植被较多，环境清幽，除了鸟叫，也就没啥声音了。三大殿之西的武英殿是外朝中的一个偏殿，与文华殿相对称，体制相同。两殿额名似是文华谈文、武英论武，而实际并不如此。明代初年皇帝曾以武英殿作为斋戒之所，皇后也曾在此接受命妇的朝贺。但更多的时间是在这里从事文化活动。如皇帝经常召集内阁中书衔的官员中能写善画者在这里编书绘画。只是在明末出现了武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军北京直捣皇宫，推翻明朝政权后，在武英殿宣布大顺王朝成立。后来清朝人从东北进入山海关，联合明朝残余势力赶走李自成，荡气回肠的“永昌演义”以悲剧而告终。
从历史记录来看，《永昌演义》对于形成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看法，并最终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系统的形成（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时光飞逝，今日，第四次创业浪潮已经来临的今天，对于在路上的创业者们，是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呢？我认为这可以成为大家反思的一个点！ 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农民战争的缔造者，十七世纪我国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杰出的农民领袖，世界十五位革命崛起者之一。他自幼贫寒，理想远大，为人善良，抱打不平。参加义军后，苦读兵书，身先士卒。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免赋”的伟大战略纲领。“迎闯王”的歌谣传遍大江南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闯王”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举推翻了腐朽败落的封建明王朝，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明史》记载李自成：“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 当然，笔者无意为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歌功颂德，即使李自成夺取了全国政权当上了皇帝，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根本上改变不了封建专制，更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但作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归宿，应当尊重《明史》考证所作的结论，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历史结论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事实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经常提到李自成。早在1935年延安时期，就多次阅读了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并给李自成以高度的评价。他在给李鼎铭先生的信中写到：“秦以来二千余年堆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毛泽东主席予以极大的关注和赞扬。他令延安报纸全文转载，并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献进行学习。当时的中央宣传部也专门发了通知，其中说到：“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党中央从西北坡进入北京时，说我们这是进北京赶考，我们不做李自成！ 永昌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剧！而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凤毛麟角的悲剧英雄。乱世使李自成从农民成为英雄。但他却以其血的教训启迪和教育了各朝代执政者和革命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注重农民政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政权才能得到巩固，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以胡锦涛总书记领导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农民问题，给农民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农民脱贫致富，得到了实惠，走向了奔小康的道路，这是历史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巩固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无不与李自成有关，这是失败的教训。而李自成对待腐朽败落的明王朝的成功经验，能否在反腐斗争中也能起到一些作用，值得考虑和借鉴。 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很多，放到现代企业管理中来讲，其中一条就是不重视战略管理。由于缺乏战略管理，使他在战略决策上接连失误。犯了冒进主义的战略错误。他真正的辉煌始于崇祯十三年，这年他进军河南，获得灾民响应，提出“均田免赋”的政治主张，当时民间传颂之歌谣为证：“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使义军队伍急剧扩大，连败明军。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杀福王。崇祯十六年，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崇祯十七年正月，在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后，率领义军挺进北京城，并顺利夺下这座城市。但他的胜利为时甚短，分析其失败主因无非是：在形势急剧变化，队伍迅速扩张的同时，李自成及其将领的头脑开始发热，不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队伍的基础管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很快招致灭亡。与李自成不同，朱元璋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稳健战略，就获得了成功。 我接触过很多创业者，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革命气息”总能感染我，他们是那么富有“使命感”，这种状态似乎使他们从精神上完全超越了“发财”的目标，好象他们都是为人类美好明天而耕耘的“小黄牛”。但是他们的身上大多数还或多或少还存在着“李闯王”味道。中国很多企业之所以稍微上规模就摇摇欲坠，筹资越多犯错越多，最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创业战略，在胜利面前极易发昏，极易做出快速扩张的决策，而在快速扩张时，不注意基础管理，盲目冒进，最后是兴也勃焉，衰也忽焉。中国的转轨期也让成千上万的农民摇身一变为企业家。剖析李自成的失败案例，对比中国创业企业的起起落落，颇耐人寻味。当代中国有句俗话叫：“英雄莫问出处”，如今又有句俗话叫：“英雄莫问去处”。很多当代的农民企业家、草莽英雄们像李自成一样，成为夜空中的流星，闪亮之后就陨落了。当今商业，任何创业公司的运作和发展都需要一个系统的商业流程管理体制，这套东西可以较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关键是视公司的具体情况而定。历史发展趋势已经逼迫中国企业不能再走“李闯王”的道路。创业企业有必要以积极的心态、把模糊的战略清晰化、采取“精细化管理”、在企业里发起“软革命”运动，积极参与全球化商业竞争。随意性、草根的做法真的已经不合时宜，但李自成那种“创业家精神”是不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如果说李自成是个流寇、是叛乱领袖，照理说他有可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然而在他进入灾荒严重的河南时，却能受到民众的拥护，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与李自成同时代，还有一个民本主义者，他叫黄宗羲，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的卢梭。由他著写的《明夷待访录》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明夷是《周易》“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抑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指等待人们了解。《明夷待访录》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很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在这个认识层面上，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坏人只有一个，就是皇帝，让天下人缴税来供养他一人，自然享受不尽。但就苦了国人，不仅要供奉皇帝还要供养朝廷的大小百官，经过层层剥削，象一头牛被剥了几层皮一样。每次看到古代电视连续剧对某些帝王的行径，总是感到厌恶。大兴土木、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穷奢极丽，自拥后宫佳丽3000，出行排场极尽铺张，不知要耗费国家多少资源。官员呢，自小饱读圣贤书，考取功名，应朝作官，原本应该遵循圣人之道教化人民，却发现必须同流合污才有前途。因此再有理想的官员也可能逐渐被腐化，象清朝，有捐官制度，一个县官要花上万两银子。清官海瑞呢，老老实实替人民服务，却因为没贿赂上层官员，反倒落得罢官的下场。真是痛心疾首！三百年前的明人曾有这么超前的见解。难怪清末从维新派康梁到革命党的孙文、邹容、陈天华，都用黄宗羲的学说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难怪温宝家总理还盛赞黄宗羲的朴素民主观，拿“黄宗羲定律”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事实上，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起义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不缺少“致太平”的政治理想，但中国农民一闹革命，民间就有“弥勒下凡”的传言，这是一种未来天国的理想。当然，这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绝大部分原因与“三农”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年，大多领域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唯有“三农”问题一直处在改革开放浪潮的边缘。这次危机给我们一个绝好的调整机遇，并且或为胡锦涛时代写下独特的注解。 现在，农村的发展瓶颈很大程度上在于资金的流动性，让资金跨区域流转，农村的比较优势会较快显示出来，但对资金方来说单纯发展传统农业，收益的周期就较长。若没有集体经济来助力，农民创业的阻力会不小，加上基层组织涣散，矛盾多，尽管有能人也不会很乐观，新农村建设会将民主与经济（效率与公平）放到一个层次上，不然就可能重蹈覆辙。但这样执行起来成本高，成长速度慢，需要财政性金融做补贴。中共智囊俞可平认为：“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如果偏废将会怎样？回顾世界史：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特权阶级把持国家朝政，人民为了抵抗这种不公平情形，奋不顾身的攻进象征专制王朝的巴士底狱，争取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反对当时的特权阶级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企图对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增税。说到基层组织。我认为浙江台州的一位人大委员提的非常好，他主张：“按照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小组建在致富项目上、党员示范在创业上的要求，对村级党组织设置进行优化，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使农村基层组织真正成为引领村民创业的龙头和培植农村发展优势的堡垒。我认为“丰田式”管理模式也适用于基层组织管理。现在的基层组织太涣散，战斗力不强，自私心过重的人太多。大学生当“村官”，可以说成是“党的希望，农民的盼望”。若不能顺利进行大换血，化解基层矛盾就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