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安排：普通人做圣人的事情
张忠：确实，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历史还太短。有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比较，其实想一下《福布斯》的统计，全球的富豪排名里面，富豪总量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但俄罗斯的企业家的捐赠行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是有底蕴的，有文化上的，也有制度上的。
冯仑：刚才陈平讲的非常对，它有一个文化传统，当然还有一些制度安排，包括一些税，包括其他一些机制安排，另外还有一个公益市场。
比如，比尔·盖茨这几百亿也不是马上奉献社会了，并不是“分田分地”，一人背个米袋子把钱拿走了！他们这个叫永久性基金，这种永久性基金本钱是不动的，用每年赚的钱来做捐赠。在资产配置里，有做VC的，也有做房地产的，也有买一些债券，买一些股票的，大概回报都在8%左右。这个赚的钱里边多少用于捐给社会呢？一般是5%，也就是比尔·盖茨基金如果是500亿，他每年大概可以捐的钱是25亿左右。并不是说500亿今天大家都分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强调的另外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个企业家愿意捐，或者不愿意捐？在一个合理的法制市场经济下，如果对创业有足够的尊重，对企业家做回馈社会的行为给予一定的鼓励，那么，企业家会很乐意回报社会，他会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回报。就相当于你吹捧我，我就递过瓶水给你解渴，但是你给我一巴掌还问我要水，那我会想我妈没把我教育好，把我搞得这么笨，人家打我还给人水喝，这事情就不对了。所以，它是一个社会整体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制度安排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动机，不仅是道德标准，也不仅是一个追求，还是一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一个普通人就能做的事情。
我们国家现在有1130个公益基金，活着的能运作的就二三十个，但这些基金很奇怪，要有主管单位。很多朋友在注册公益基金时，超过1个亿都要到国务院去批，至少要一年时间。如果你想做一个很大的公益基金，全国性的，那你就必须到中央部委一级给你盖个章，他凭什么给你盖章呢？所以他就不盖章，不盖章你也就注册不下来。现在阿拉善生态协会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生态协会的钱放在那儿，好几千万，放了这么长时间，想把它改成基金会，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年，还没有办成，这种制度安排让大家公益的愿望有时候达成不了。
张忠：中国这个社会对企业家群体要求太高了，普通人可能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制度安排和不方便性，在我们文化里边有很多是“仇富”的元素，很多人认为企业家挣钱的过程不是很光彩，属于暴富的一群人，既然是暴富的一群人就应该拿出很多钱做捐赠，这样才能在精神上得到一些解脱。
陈平：谈到企业家状态，可能有一个问题，刚才冯总也触及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美国财富创造过程有200年，而在中国这个状态，我说只有“三分之一代”。咱们还以比尔·盖茨做例子，他的前半生在为微软创造财富，在这个的过程中，比尔·盖茨像藏獒一样的在保护他的财富，他的心态可能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我的整个做生意的生涯中，可以让这个财富巨大的升值；第二阶段，我作为这部分财富的信托保管人的时候，使这部分财富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冯仑：我认为中国目前在公益慈善方面，民营企业表现是最好的，因为相比起来这10年的捐款，国企捐的远不如民营多，而且民营里边先富起来的捐的也是最多。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公司，包括有些上市公司，这些董事长一拍脑瓜就捐了，捐完以后，股东会不干了，因为你只有30%股份，你捐了这一笔钱，那70%是把别人钱捐了，你没有征得别人同意。所以，实际上在公益慈善方面有三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把这件事公益战略和公司战略匹配好，或者叫嵌入到公司战略里边，或者融入到公司战略里边，这样才能够使一个组织变成一个持久的推动力。
第二件事情就是治理结构要支持。在西方，越是上市公司、公众公司，包括基金，越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话它就有个治理结构，就是说在公司里边，由哪个委员会来管这个公益的事业：这笔财务跟税务部门怎么样谈，最后应该怎么监督，它的绩效怎么考评等等，因为公益也有个绩效。我们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他们就讲，对公益绩效的考核是最难的，但因为它难，我们才要做。
比如说治理空气这件事，地球这么大，你投多少钱才能把这空气治好？有时候没法测量，但你还得做。
我们为什么成立万通公益基金会？我们就要把它制度化。股东会、董事会反复讨论，最后究竟是按什么基数每年来捐款？这就很讲究，你说是从公司的资产规模作为一个分母捐百分之多少，还是从每年的利润中捐，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最后我们定的基本上税后的利润捐，为什么？假定我只有1000万的税前利润，捐完后，亏了！公司亏了还要做好事？股东就不干，这就是治理结构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就税后利润，就告诉股东我们是赚了钱了，把税都交完了，就是净利润，我们是从净利润里拿出来钱，这样股东觉得没什么。但是这是比例制的，不是一个绝对数，比例制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增长就捐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