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西方，“企业家”这个词出现在16世纪的法语中，是指指挥军事远征的人。到18世纪法国人用这个词定义其它种类冒险活动的人。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8226;坎博龙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1815年，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次将企业家列入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尽管萨伊忽略了资本形成的创造性和责任心——企业家精神重要的两翼。 1942年“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使“企业家”这一独特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最重要要素。熊比特指出，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企业家被称为“创新的灵魂”。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创新，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使企业家成为企业的催生婆或者是走出困境的领路人。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巨额亏损，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艾科卡走马上任，一举扭亏为盈。同样的企业、同样的员工，仅仅是企业领导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似乎在用实践说明企业家的真正价值。 另一位叫卡森的经济学家对企业家和企业家职能进行了界定。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企业家判断（Ｅntreprenurialjudgement），企业家就是专为稀缺资源协调做出判断的人。在企业家功能上，除肯定熊彼特的“创新功能”外，提出：1、套利功能；2、创造市场的功能。企业家通过中介和内部化两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制度，促使市场的形成。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8226;诺斯研究从公元900-1700的西方经济史，提出制度的产生是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制度的设计成为经济学界的焦点。同一时期，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从产权决定角度研究企业和企业家，近年来我国国企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望从产权关系下解决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监督等问题；根据产权理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产生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家的角色就是资产的代理人，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术语中，没有使用企业家这个词，《资本论》中把企业主叫做资本家。而事实上，在马克思时代的英国，马克思讲的资本家即是企业家。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解放世界工人阶级而生的理论，因此，马克思笔下多对企业主进行批判，认为他们无偿占有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论》则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巨著，《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集大成也是马克思思维方法的基本逻辑，她标志了人类理论思维的一个高峰，就像《红楼梦》标志了中国人形象思维的一个高峰一样。 20世纪美国是企业家的世纪，从20世纪初的卡耐几、福特到电脑软件的比尔盖茨。完全可以说，在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之后，是20世纪企业家创造了美国今天的辉煌。 中国社会开始广泛运用“企业家”这个词，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我国农村开始涌现乡镇企业，而创办乡镇企业的农民也随之被媒体称之为“农民企业家”。到90年代，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成为了一个充满光彩的称号，而“小姐”在民间话语中却沦落为与娼妓同日而语的概念。 我所理解的企业首先是一个劳动组织，是创造社会需求的力量，而需求必须是一种能够拿来进行公平交换的商品和劳务。 在我们的时代，企业家头顶上的光环很多，我认为，在21世纪的百年里，企业家头上的光环都不会破灭。企业家是劳动要素的整合者，是生产资料的组织者和市场需求的发现者。企业家必须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供给而不遗余力奋斗的人。也就是说，企业家以自己的组织经济资源的能力而不断增加着社会商品与劳务的总量。 在1978—2008年“以经济建设一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30年里，我们目睹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个大中型的国有企业的亏损、破产、改制的全过程；我们目睹了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权力设计出的一个个大的企业组织系统——外贸系统、物资系统、轻工系统、商业系统、供销社系统的土崩瓦解和轰然倒塌。由于中国大陆社会企业构成的复杂性，企业家也具有极其复杂的成分，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等，而上市公司中的大部分股份制企业则由国有企业构成。 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组织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天然属性的劳动组织，计划体制的崩溃客观上需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企业法律框架，90年代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法律上逐步完善了公司登记法。在改革开放30年里，企业制度在90年代后迅速的健全起来。 企业家阶层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的进步。30年改革开放时期是我国社会分工规模最大、最为普及的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社会还带着模仿和学习西方发动国家的明显的痕迹，大量的电子产品、进口汽车等等都来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是，一味简单的模仿肯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从我们社会自身的先进生产力因素中获得。 事实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点早被邓小平先生说破。我们也无须过多的重复。市场和计划必须服从于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成为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经济细胞。有着同家庭相同的社会性质和价值。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说，企业是社会多样化的促进力量；从政治意义上说，企业是社会民主的促进力量。企业政治是最良好的民间创新力量。 人们往往把企业家当成富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误解，更准确的说，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经营者。我要肯定的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明显仇富传统的国家，人们所仇或者所愁的，是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畸型经济体制造成的依靠非法手段产生的“富豪”。而对于哪些完全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辛劳动成就的富豪，社会肯定会给以充分的尊敬。我们的民族心理是随遇而安和乐天知命。 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是来自于劳动者的头脑，而不是企业站有的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也不是生产资料和货币资金，企业家必须知道，资金决不是企业成功的最核心的因素。人才和信息对企业成长和发展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认识的生产资料的作用。 企业的成功同时是社会的成功，意味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因此，真正的企业家决不是服务于社会中的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同时，企业家自己也不会在社会中结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经营者和最好的守护者。 一个伟大的社会中，注定拥有一大批杰出的企业家集团。而企业家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也最典型地标志着一个社会整体文明水平。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国家肯定是没有发展活力的国家。 企业家最不习惯于抱怨外部环境的恶劣。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是筚路蓝缕走在最前边的人。因此，企业家的压力也相当沉重，他们不能够像企业普通员工那样吃凉不管酸，他们既要事必躬亲，又要运筹帷幄。企业家的个人生命会老死，而企业必须永远保持在3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企业家甚至比政治家更具有激情、热情和意志力。企业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但是，企业家必然是最仁慈的人、最力行节约的人。
企业家的超越会带领我们的社会一起超越。在21世纪，企业家必须同先进的政治家紧密结合，为中国新文明的开辟做出贡献，并且为新文明的形成奠基。但是，真正的企业家从来不会同任何权力集团结盟而大发不义之财。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问题富豪”层出不穷，他们的共同点是同权力集团互相勾结。而在我们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大批问题富豪的发生既是体制之错又是企业经营者之错。 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企业家，或将经受一次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一方面，在这个关头，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在前所未有的加速；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期已经结束，而经济改革年代留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又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解决。 因此，本次经济调整从表面上是由宏观政策引发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中国大陆自身经济发展周期调整的需要，一是制造业的低技术含量存在严重问题已经暴露，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必须提高；二是以1992年后房地产的开发热点已经在各个城市消费中达到饱和；三是新兴产业的规模还没有达到能够从整体上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程度；四是以国有银行为主要载体的金融业面临严重的危机局面，而一切经济政策都无能为力的进行有效的拯救。如果实体经济的危机蔓延到金融领域，中国大陆经济就会遭受最严重的打击。最坏的情况如果出现，会迫使中央政府进行彻底的货制改革。而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将非常严重。 因此，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同样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在中国大陆社会，一切问题都会转化为政治问题，而在美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中国是一个还不善于通过法律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国家，而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具备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完善的法律体系，这是非常可怕的状态，因为着本身意味着政权没有稳固和坚实的根基。 通过近20多年来我对中国大陆经济的理解，我是不为经济前途过份担忧的。不仅因为中国大陆有着13亿人口需求的市场，而且因为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个人和家庭财富积累方面，却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储蓄主义倾向，这是我们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民族的传统。30年改革开放过程兴起的经济至上的观念仍然无法扭转这种倾向。在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我们的社会不久缺乏自由交换的心理也缺乏自由交换的规范，而自由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法则之一。 企业家必须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劳动法》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我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当然，劳资矛盾是企业中的一对日常性的矛盾。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各类国有企业中同样存在，最近网上关于“平安保险”掌门人的60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问题的争论，已经把国有企业内部职工的差别问题提到桌面上来。当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和社会问题后，就会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站在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答案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需要具有崇高道德的企业家。企业家当然应该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缴纳税金。我们社会的税收制度还存在太多的不完善和不合理的方面。 美好的企业家只有在良好的企业制度环境下才能够诞生出来。在政府支配一切经济资源的条件下，肯定不会形成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这就是需要“政企分开”的理由，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在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这项工作并没有做的到位。这也是中国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产生了许多个所谓的“问题富豪”的原因。 我们的社会需要崇高的企业家。做一个道德崇高的企业家，需要是一个“口中有钱、心中无钱”的人，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企业家已经存在，比如牛根生先生就做到了，比如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第一个达到震区抢险的民营企业家也做到了。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不仅考验了我们的社会，也从一个侧面考验了我们社会的企业家。中国大陆社会的确还缺乏一大批思想全面、品格成熟的企业家。企业家应当是社会公平的最积极的推动力量。 身处21世纪初的几代企业家，注定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艰辛的企业家。一方面我们社会的劳动保障体系尚在初创阶段，人口覆盖率不仅太低，而且规章也极不健全；另一方面，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还很不十分完善。21世纪中国属于那些能够发现、创造和满足新需求的企业家。 我相信的是，21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是企业家最广阔的舞台。悲观、观望、犹豫和踌躇都不属于企业家的性格，企业家是勇往直前和一往无前的。 徐国进200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