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常说，辩证法、二元思维、语境论与相对主义，乃是潜伏于我们思维深处的四大木马病毒。今天来谈谈后二者。 吾国法学界，有两位名人，其一主张语境论，曾撰文“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进路和方法的建构”（收入《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此人即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苏力先生，因此江湖人称“苏语境”；其二主张相对主义，曾出书《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此人即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的龙宗智先生，因此江湖人称“龙相对”。二人南北相望，声应气求，可谓法学界两大奇葩。 语境论与相对主义如何呼应呢，容我慢慢道来。先说语境论。依苏力的定义，“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果不好理解，可注意“设身处地地”“历史地”这两个关键词，或者可与史学家提倡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云：“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对照。 世间万物与万事，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生存语境，要了解它们，必须深入语境，而非凭空论断。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譬如今人论孔子，批评他缺乏法治思想，这叫人无可反驳，不过，在孔子的时代和国度，哪个中国人知道法治为何物呢。苛求孔子不懂法治，显然不够“了解之同情”，违背了语境论的要义。 然而语境论的作用仅止于此，它只是一种方法论，而非本体论，它只能解释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假如它不安于位，非要越俎代庖，结果必定适得其反。我们用语境论，可以解释孔子为什么不懂法治；假如因此推论，孔子没有必要懂法治，甚至法治并不重要，那就将语境论绝对化，从而忽略了语境只是一时的、一地的事物，在其之上，还有永恒的、普世的事物。 再以苏力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国法学界曾激烈争论“复转军人进法院”之现象。苏力与贺卫方这一对老朋友正是论战双方的主力。贺卫方率先发难，批评“复转军人进法院”，呼吁抬高法院的门槛，加强法官的专业化。苏力撰文“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问题”，题记引用了一句近乎废话的领袖语录：“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有些人读到这里，便可闻到他的结论——文章开头，他指出贺卫方的文章虽有硬伤，其基本思路，他却表示认同，然后他玩起了语境论的魔术，深入历史，联系实际，“我们似乎发现复转军人以及其他并无司法经验的人进入基层法院就成了一种不得已的替代……这种替代至少不是一种糟糕的选择”，因为第一，中国的军转干部和复员军人绝大多数都会回到故乡，他们更熟悉地方；第二，军转干部素质好；第三，“军转干部一般要比地方调入的干部更愿意学习法律业务”。这三条理由，看似成立，实则极为片面，然而这足以支撑苏力转向赞同“复转军人进法院”“我的苦苦追求竟然以背叛朋友的结论而告终”。此文实在令我大开眼界，让我从此认识到语境论的妙用，它不仅可以为“复转军人进法院”辩护，还可以为刑讯逼供辩护，为劳教制度辩护，为所有阻碍中国司法改革的绊脚石辩护…… 语境论有一变种，即我们所熟知的国情论：国情正是中国的最大语境。江平先生尝言，两个谬论要狠批，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是中国国情论。我们生活在中国，国情不得不讲，譬如现在流行讲宪政，宪政源于西方，其一大源流是基督教，中国没有基督教，那么是不是要移植过来呢？大可不必，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建设宪政。 我们讲国情，正如讲语境，是将它作为背景，而非原因。质言之，不能用“国情如此”来为违法之举、罪恶之制辩护。我们批判腐败，有人却称，国情如此，要允许适度腐败；我们高喊废除劳教，有人却称，国情如此，劳教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国情最终化作一面实用主义的挡箭牌，所有中国特色的丑恶，都藏在其后偷着乐呢。
语境论及国情论，尤其是“国情如此”，所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合理、局部合理、暂时合理。如“复转军人进法院”，我们都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这绝不值得提倡，然而苏力通过论证，指出了这一做法的相对合理性。再如刑讯逼供，谁不知道这是违法之举，然而祭出了语境论，有人会说，倘不刑讯逼供，怎能从犯罪嫌疑人口中撬出罪行，这么做正有其相对合理之处呢。由此而论，语境论的底色，恰为相对合理主义——想起当年的论战，苏力与龙宗智同仇敌忾，一起批判贺卫方，正是这一结论的绝妙注脚。 相对合理主义的毛病在哪里？其答案，便隐藏在这句如同绕口令的话里：相对合理主义只是相对合理……
